我的教宗弟弟 第五章 特劳斯坦
2019-05-19 16:59:25   来源:   评论:0 点击:

第五章 特劳斯坦希特勒上台之后,父亲就巴不得能早日退休,要他效忠这个罪犯领导人的政府,让他的内心深受煎熬。他一心想提前退休,毕竟当初就职公务员时,他是向国王宣誓效忠,而不能向那个来路不正的恶棍——...
第五章 特劳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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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上台之后,父亲就巴不得能早日退休,要他效忠这个罪犯领导人的政府,让他的内心深受煎熬。他一心想提前退休,毕竟当初就职公务员时,他是向国王宣誓效忠,而不能向那个“来路不正的恶棍”——这是他对希特勒的称呼。尽管如此,父亲不定期是在内心交战中坚持下来,因为坚守岗位到退休日的公务员,将得到一笔几千马克的补助,而我们家又极需这笔钱。他甚至托病休个长假,和若瑟展天几次长途旅行——此时,我们三姐弟中只有若瑟还留在父亲身边。当时我们已经开始上寄宿学校,在特劳斯坦的总教区圣米歇尔小修道院就读。旅游时,若瑟常常拜托父亲:“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我们的父亲正好是说故事高手,马上就能即兴编出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总是“从前,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住在……”,场景则是在巴伐利亚森林的某一处。
 
1937年3月6日,拉辛格警官终于年满六十岁,可以正式退休。一家人搬到了特劳斯坦附近胡石拉的老旧农舍,这是他在纳社会上台后购置的房产,他们租车乔迁新居。时值春光明媚的四月天,院子里的草地上开满了报春花。房舍十分简朴,屋顶铺设的还是木瓦片,上面压着沉重的石块,以免屋顶被狂风掀翻。那时还没有自来水,他们只能从井里汲取清水,到了炎热的夏日,井水甚至会完全干涸。然而,对年仅十岁的若瑟来说,新家却有如天堂一般,他“简直想像不出比这更美的地方了”。在他眼中,新家的一切浪漫鲜活,充满惊险与神秘。屋后是一片树林,清辰推开卧室的窗,特劳斯坦的两座“标志性山胍”——霍菲恩山和霍格恩山,就若隐若现地浮现眼前,彷彿触手可及。若瑟感到十分幸福。
 
由于姐姐和哥哥都已外出求学,他常常独自一人待在农舍旁的仓房里做白日梦,而更多时候,他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书籍。他在这段时期第一次尝试写作,并持续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的浪漫诗篇。到了周末假期,哥哥乔治从寄宿学校返家,两兄弟就到院子的草地上踢球、到树林里采摘野果或捡拾柴火。
 
那是一栋十分老旧的农舍,阳台上还刻着建于1726年。房子的前半部是住家,后面则是马厩及堆放柴火和干草的地方。一进门,右手边是厨房,有母亲做菜的灶台和我们吃饭的餐桌椅。战争爆发后,父亲买了一台收音机,他很清楚纳粹提供的消息都是漫天谎言。他想知道真实的情况空间如何?这台收音机可以接收到国外的电台,父亲把它摆在厨房里。这在当时若被纳粹发现是会遭到严惩的,不过父亲并不在乎。而对我来说,能用这台收音机收听音乐节目,才是最重要的。与政治相比,我对音乐的兴趣要大得多。
 
顺带一提,当时可不是只有父亲这么做,战争爆发后,父亲这么做,战争爆发后,父亲续任乡村警官。有一次,一位同事问他,有没有收听PTT电台的节目。这是法国史特拉斯堡的电台,十分客观中立地报导局势的发展。后来,父亲也收听法国和英国的军方电台,出于宣传目的,这些电台不停向外播送德语节目。实际上,每个对纳粹主义持怀疑态度的德国人,都在偷偷收听这些电台,虽然纳粹明令禁止。因为隔墙有耳,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收听,提防着不被别人发现,并且尽量把音量调到最低,以免引起他人注意。由于纳粹想尽办法干扰,我们接收到的信号总是很差。不过收听德国电台毫无意义,那都是为纳粹宣传和煸动造势。父亲常常感慨:“德国电台唯一可信的,大概就只有报时了,或许还可以加上天气预报。”
 
父亲买的这块地,一头牲口差不多要耕一天,大概占地5.6英亩。我们的房子建在农地中心,前后都有差不多大的院子。前院母亲用来种植我们日常所需的香草和蔬菜:豆角、小水罗卜,还有草莓,当然,还有她喜爱的花花草草。母亲也很喜欢鸟雀,为此我们特地做了一个鸟笼,她会在笼子里放上一小块面包,撒上鸟食,帮助鸟儿度过严冬。前院种了梨树和苹果树,结的果子虽然不大,却很甜。后院种了几颗李子树和樱桃树,此外还有一大片草场,父亲都从那儿割草。在战期食物短缺时,他用草料喂养了一只羊。后来,父亲又把收割的草料出售,稍微补贴了我们家的收入。农舍还有一个堆放草料的仓房,我们两个男孩子很喜欢爬到顶棚上玩耍,而我们在特劳斯坦养的小猫咪,也时常跳到上面玩得不亦乐乎。
 
我记得有本书写我们两兄弟曾偷抽烟,事实并非如此。弟弟不曾抽烟,而我生平只抽过两次:一次是我从青年义务劳动军退伍,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男子汉都得尝试抽烟的滋味,于是我抽了一根。攻读神学时,学校里有位教授叫做若翰·奥尔,他为我们讲授信理学与信理学史。6月24日是圣若翰洗者诞辰庆节,也是他的主保日,那天我们为他献唱了一首小夜曲,于是教授送给我们每人一支香烟。结果,才吸一口我就咳个不停。我心想,自己一天到晚咳嗽,哪里还需要再抽烟呢?
 
但我们的父亲很爱抽烟,他最喜欢弗吉尼亚牌的雪茄。当然,他绝不会在上班时间抽,百是在晚上回家后放松一下。父亲一整天只抽一支雪茄,不断地掐灭再点燃,好能廷长吞云吐雾的时间。弗吉尼亚版雪茄价格不斐,他得分成几次享受。我们兄弟俩则从未抽过雪茄。
 
特劳斯坦的农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和小小天堂。我们刚搬家不久,就赶上了乔治赛马节,到现在每年的圣周一仍然举办纪念圣乔治的活动。赛马节当天万人空巷。先由一队人马在市广场上表演中世纪的剑舞,接着才是骑马比赛,终点是艾特多夫(Ettendorf)教堂。艾特多夫是胡石拉的邻村,两村相距大概十分钟的路程。市长和本堂神父乘坐马车,但也有一些神职人员参加骑马比赛。这是盛大的节日,也是全城的大事,有多达数百匹装饰华丽的赛马和数百位骑师参与盛会。
 
直到今天,教宗仍然称特劳斯坦为真正的“故乡”。在这儿,十岁的若瑟·拉辛格步入了人生的崭新阶段。他开始就读“人文中学”一年级,人文中学是人文中学的旧称。从家里走到学校要花半个小时,不过他并不喊苦,因为他终于“有充裕的时间观察和思考,还可以在途中复习上课内容”。他非常喜欢拉丁文课。在随后的岁月里,他都对自己能够在“旧式学校系统下严格而深入地”学习这门教会语言,心存感恩。成为神学家后,他能够熟练地运用拉丁文,并阅读两千多年以来教会历史文献的原稿。课程安排中还有古希腊文这门《新约》原文所使用的语言。这两门古代语言都是若瑟最喜爱的课程。
 
更让他欣喜的是,在特劳斯坦的人文中学,纳粹还未像在阿绍公立小学那样站稳脚跟。若瑟·拉辛格曾两度亲眼目睹校长因不愿对纳粹屈膝逢迎而遭撤职,这让他逐渐意识到,古典人文教育以及对古希腊、古罗马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褐色党员的荒唐理念水火不容。音乐课本中除了纳粹歌曲外,也有许多古典曲目,音乐老师番开乐谱后,立即告诉学生把“犹大死亡”的字眼划掉,改写成“困境转折”。然而,短短一年后,这片精神自由的小岛也遭到纳粹荼毒。法律规定,帝国内所有的人文中学,都要跟实用中学一起合并为“高级中学”。此后,古希腊文课程彻底从课表中消失了,拉丁文课程也缩减了,直到三年级才开课。相反的,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占了更大比重。随着新学制普及,学校里的老师也被大批更换,新来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忠贞的纳粹党员。过不久,宗教课完全删除,体育课的时间增加不少。
 
我很难说清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应圣召而踏上修道之路,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对自己的使命归属胸有成竹。我当辅祭在祭台上服务时,就明白这是我的最终归宿:现在我是辅祭,以后我要站在神父的位置上。对此我从未有过迟疑,一切就像呼吸般自然。我几乎从未对选择这条路有过存疑分辨,因为,我对自己的使命信心百倍。
 
当然,每位神父接受圣召的过程各有不同。比如我认识的一位神父,他最开始选择的是职场生涯。当时,他的家乡正好有位年轻的新神父要举行首祭。他原来根本不想参加,可是正好有人邀请他一起前往观礼。进了教堂,他先远远地站在后排,后来却被人群挤到前面。到弥撒快结束时,他居然不知不觉已站在祭台的正前方。就在那一瞬间,他突然领悟到自己是属于祭台的,之后便选择踏上当神父之路。
 
在接受圣召方面,没有什么“金科玉律”,也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心意坚定,在做决定时从未有过挣扎。从一开始我就对自己的选择坚定不移,这是从当辅祭的经验中培养的。另一方面,我们家一直以来的虔敬氛围,为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那样自然而然。
 
我不清楚自己的选择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弟弟的榜样。至少,他在决定追随我的脚步时,能从我身上看到原来人生可以这样安排。我们没有直接谈论过这个话题,但我可以想像我的坚定对他是股激励,让他日后在做决定时更矢志不渝。当然,身处于反基督宗教的时代,也激发了我们的斗志。现在更是义无反顾地选择这条路,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要忠于圣召的时刻!
 
早在1935年我们一家还住在阿绍时,我已经进入特劳斯坦的总教区圣米歇尔小修道院读书。小修道院没有中学课程,所以我继续在特劳斯坦的人文中学上课。1937年,若瑟考上同一所中学,不过往后的两年内他依然和父母住在一起。1939年,若瑟也进了小修道院。弟弟是人文中学最后一届的学生,在他之后就改制为国家高级中学。
 
在我就读的人文中学一年级班上,共有卅八个学生,其中女生只有三位,都是新教徒。这晨的居民多半务农或从事手工业,让女孩读中学继续升学的做法并不普遍。学校的老师大多是老先生,思想保守,信仰虔诚;在那个年代,我们中学还没有女教师。后来,学校又增聘了几位年轻老师,其中不乏狂热的纳粹党员,他们给学校带来了不同的诡谲气氛。我们的新校长也是纳粹,他是在老校长因肺炎去世后上任的。不过,大多数老师都不能纳粹,并与小修道院保持良好关系。
 
那时人文中学的学年分为三个学期,不像现在是两个学期。新学年是从复活节开始,复活节之后我们要上三个月的课,再来便是漫长的暑假——我们称为“大假”。九月到圣诞节是第二学期,之后放圣诞节假期,假期过后开始第三学期的课程。直到后来,学年的开始才改到秋季。
 
新学期开始,学校举行升旗典礼。全体学生在旗杆下呈方阵形列队,代理校长先慷慨激昂地发表一段纳粹演讲,之后,升旗仪式正式开始。我们合唱德国国歌之前,学校的音乐师会先起音。他先行“德意志礼”,然后伸开双手指挥我们演唱,旗杆下则由一个旗手负责升起帝国的国旗。这一幕场景,真是难以形容的荒唐。到了学期末,就把国旗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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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代理校长K先生,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是萨尔州人,个子矮小却有个啤酒肚,我们便给他取绰号叫“大肚凯利”。他是个虔诚的教友,却又是坚定的纳粹党员。我到现在都无法理解,他怎么能把这二者融为一身。升完国旗后,他会行纳粹礼向元首肖像致敬,这时候他常常语无伦次:“向我们亲爱的、挚爱的、敬爱的元首阿道夫·胜利。啊,不对!应该是向我们敬爱的、挚爱的元首阿道夫·胜利……”正确的说法是:“阿道夫·希特勒,胜利万岁!”但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办法完整念出这段话,他只要一开口,“阿道夫·胜利”便脱口而出。我们在台下忍得很辛苦,才能不笑出声来。
 
我毕业之后,有个慕尼黑希特勒青年团州指挥间的纳粹头头,时常到我们学校视察,并多次对学校的保守立场大肆批判,让人十分反感。
 
在人文中学读书时,我上过拉丁文课。我们的拉丁文老师K博士是研究古语言学的学者。他的儿子后来成为神父,在特劳斯贝格当了很久的本堂神父。这位K博士很喜欢在课堂上大谈政治话题。我们便痒痒用这一点,常常在他的课堂上提问战事动向,然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高论。我们当然不是对政治感兴趣,只是为了让拉丁文课的时间快点过去,好让他没时间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
 
再讲讲周六。原本我们不必在周六上课,可是不久后,学校开了新课程“纳粹思想课”,而这门课偏偏排在周六。学校的老师每周轮流讲一个有关纳粹的主题。我还清楚记得,有位十分正直保守的老师:阿姆贝格的冯纳尔,他坚决不肯与纳粹同流合污。轮到他给我们上课时,他选择了《论国外德侨协会》作为讲授主题,这是海外德国学校的联合会,他自己也是会员。协会成立于1908年,当然跟纳粹毫无关连。
 
另一位老师每次都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题,而且老是用制定“一战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长施里芬(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1833-1913年)的临终遗言作为结语:“要确保右翼强大!”纳粹思想课基本上就是这样。上完课后,我们还要到运动场上做体能训练,确保每个学生的体能都符合作战要求。
 
弟着一直以来都是优异的学生,成绩比我还好。在我1942年被迫服兵役后,有一次母亲写信告诉我,他在人文中学全校排名第三。只有“体操课”——当时我们对体育课的称呼,不是他的强项,他的体育一直很差。此外,绘画课他也不在行——当时我们称艺术教育课为绘画课。因此他只能“屈居”第三,而在人文和自然科学学科方面,他一向是最优秀的。
 
说实话,我们十分讨厌体育课。父亲常讲他在帕绍当兵的经历给我们听,那时士兵必须练习头肩滚来加强体能训练。他评论说:“在农村时,我们常常得下田干活,那么重的粗活都没把我累垮,现在我来到帕绍,却要练习什么头肩翻滚!”父亲的经验,让我们彻底对体育丧失兴趣。我们兄弟两个本来在体育方面就缺乏天分,如今再加上发自内心的厌恶,体育成绩不好,也就在所难免。
 
1939年初,哈斯拉赫(Haslach)的神父布鲁姆(Stefan  Blum,胡石拉隶属于他负责的堂区)推荐十二岁的若瑟进入总教区的小修道院读书,真正接受有系统的培育,进入修道生活。这让若瑟十分兴奋。他的哥哥已经在寄宿学校里读了四年,每次回家都会给他讲述小修道院生活的种种优点。若瑟也已经跟好几位小修生成为好朋友。
 
然而,对若瑟的父母来说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因为这代表全家要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父亲的退休金仅仅够用而已,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只好在度假旺季到温克尔雷特(Reit  im Winkl)一家旅馆的厨房工作。好在姐姐已经中学毕业,也完成了女孩法宝的农业义务年,开始在特劳斯坦一间大商场里当职员,才稍微缓解拉辛格家的经济压力。
 
若瑟·拉辛格后来回忆说,由于全家人一起勤俭度日,家中凝聚了“团结友爱……让我们全家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家人的共同牺牲下,1939年复活节过后,新学年的第一天,4月16日,若瑟就进入特劳斯坦的总教区圣米歇尔小修道院就读。这所小修道院是十年前由福尔哈贝尔枢机创办。
 
1939年3月4日,在父亲老拉辛格交给修道院的推荐信上,特劳斯坦人文中学的参议教师珀莱恩(Hubert  Pohlein)盛赞小若瑟“听话、勤奋且可靠”。凯勒医生(Paul  Keller)开具的医生证明里,强调“孩子的饮食和体格状况”已有“大幅改善”,虽然体重较轻,但健康状况良好。在入学考试中,若瑟以宗教课1分、阅读课1-2分、语文1分、正字法2分、写作1分的成绩顺利通过。老拉辛格每月的退休金是242德国马克,经过精打细算后,他估计自己每年可以提供两个儿子700德国马克,于是兄弟俩的学费支出就限定在这个预算内。
 
家庭中两个儿子都选择修道生活,实际上并不罕见。我一生中就碰过好几个例子,比如慕尼黑圣方济各教堂前任的本堂神父瓦莫丁尔就是一例。他出生瓦泽堡,父亲是当地送面包的司机,他的兄弟也当了神父。我还记得,有一次特劳斯坦的圣奥斯瓦尔德教堂请我们修道院的合唱团在弥撒中献唱,因为他们本堂的圣咏团要去昂尔演唱,那里有两兄弟要一起举行首祭。由此可见,一家几个兄弟都当神父、姐妹都做修女,这种情形在当时很常见。然而,对我们父亲来说,这代表要扛起庞大的经济压力,也因此,我们的母亲得在度假旺季到温克尔雷特当厨师贴补家用。“你要好好照顾小若瑟!”她在我们出发前仔细叮嘱我,因为弟弟对寄宿学校的团体生活十分陌生,很不适应。
 
寄宿学校的生活并未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从一开始就在这里找到归属感。若瑟却不怎么喜欢团体生活,更确切地说,他一点儿都不喜欢这里。不过,今天连他自己都承认,寄宿学校的生活其实让他获益匪浅。因为如果他一直住在家里,极有可能变得性格孤僻、离群索居。寄宿学校的团体生活虽然让他有些不适应,并为此付出了必要的代价,但他在这里接触到团体生活,也学到了在别处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学会的宝贵经验。
 
这是他迄今人生中最大的转折。年幼的若瑟·拉辛格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寄宿学校的生活。“在家里的时候,我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学习和生活,随意构建自己的童年世界,”本笃十六世写道,“但现在,要跟六十个同学一起待在大自习室里读书,真是无比的折磨。原本学习对我是轻而易举,突然间变得难上加难。”对热爱自由的他来说,一下子要跟六十位同伴共用一间大寝室,更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我非常不习惯这里的束缚,必须努力让自己适应这里的模式,这对我是极大的挑战。”他如此承认。
 
修道院对修生的时间安排有严格的规定。起床时间是五点二十分,现代人实在很难想像。梳洗穿衣后,我们就开始准备五点四十分的弥撒。修道院全体修生都要参加清晨的弥撒。
 
那时候,神父面向正祭台举行弥撒。正祭台上方的油画蔚为壮观,画的是耶稣遗体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的场景,可惜不久前发生火灾全精选毁了。此外,两侧各有一个祭台。修道院由五位神父一起管理:一位院长、三位导师及一位辅导神师。所以,除了正祭台外,我们也可以在两侧祭台举行弥撒。由于每位修生都要上前恭领圣体,弥撒进行的时间总是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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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弥撒后,我们开始上早自习,直到七点十分,接着是早餐时间。早餐后,我们收拾好书包,于七点半下楼集合。五分钟后,全修道院九个班级的学生,排成两列前往学校,八点钟正式上课。
 
上午的课程结束,我们先吃午餐,之后要到运动场锻炼,但我对运动一直提不起兴趣。供我们选择的体育项目击者种类繁多,除了踢足球被禁止外,我们可以玩手球、猎兔球、推球等各种球类游戏。
 
到了下午三点,我们要到大自习室念书。四点整,会有短暂的休息时间,有咖啡和小圆面包可以享用。四点五十五分,我们开始为主课做准备,七点则是晚餐时间。之后我们终于轻松了,这时我们通常在大自习室里玩打弹珠游戏或下棋,不过也常常阅读书籍。
 
八点五分是诵读圣言时间,八点二十分,大家集合去小堂晚祷。每逢此时,漆黑一片的小堂里迥荡着修生们的祈祷声,很有虔敬氛围。晚祷结束,一位导师会走上前为修道院的全体学生降福。然后,我们要在一片静默中返回寝室。那是很大的公共寝室,每间容纳42个床位,这在今日简直不可思议,不过我们当时从未有过抱怨。睡在寝室下铺的一向都是两位高年级的修生,以防夜里发生意外,或有人需要帮助。寝室里彻夜都点着一盏深红色小灯。
 
走廊上,每位修生都有一个内务柜。在自习室里,每人书桌上立着一个阅览架。我们也有自己的储物柜,用来存放我们从家里带来的食物。我在修道院的前几年,弟弟每次从家里回来,都会帮我带母亲为我准备的点心。
 
对我来说这样的生活还不赖,我很快就在修道院交了许多新朋友。但对弟弟来说,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在人文中学,我们修道院的修生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自成一个小团体。剩余三分之二的学生则是跟父母同住,每天通勤上学。他们当中不乏顽固的纳粹党员,两派学生之间难免时有摩擦。
 
我还清楚记得1940年,我们去当时已作为乡间寄宿学校的提特摩宁城堡郊游。那时几个纳粹党员唱起了嘲讽教会的歌曲,因此引发激烈冲突。我们几个修生团结在一起,同他们据理力争,若不是老师及时赶到,吵架就快演变为打斗。过来调停的老师也是纳粹党员,不过他想表现公正的一面。我们深知自己是纳粹的眼中钉,也时常有切身的体会。
 
1936年12月1日颁布《希特勒青年团法案》后,所有年满十四岁的男孩都必须加入希特勒青年团。1939年3月25日《第二执行条例》公布后,国家可以不顾家长的意愿强制执行法律规定。此后,就有了“希特勒青年核心团”和“希特勒青年义务团”的区分:前者指之前自愿加入的团员,后者则是因为法律被迫加入的团员。与“核心团员”相比,“义务团员”没有配备制服,他日也因此沦为了德国年轻人中的二等公民。女孩则必须加入“德国女青年联盟”。为了在形式上履行法律义务,避免违法受罚,修道院为所有届龄的修生报名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乔治·拉辛格不得不成为青年团团员;两年后,若瑟也躲不过这一规定。
 
早在1938年,我们就由修道院出面报名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按照年级分到各个小组。这是人人无法逃脱的法律,如果修道院不遵守就会面临整肃。直到战事爆发,修道院被迫关闭且徵充为战地医院后,情况才有所改观。此时,全体修生各自返家与父母或亲戚同住。这样一来,希特勒青年义务团形同瓦解,徒留一纸空文。我们当然不再觉得有参加青年团活动的义务。
 
1938年8月9日,巴伐利亚教育文化部下达一条命令:今后只有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活动的学生,才有资格减免学费。虽然若瑟·拉辛格警官的退休金每月只有微薄的242德国马克,他却没有为了获取这项优惠而让儿子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
 
我们邻居家的孩子阿尔伯特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团长。他的母亲总是游说我们的母亲,快点让乔治及若瑟跟着阿尔伯特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这样就能减轻家里的重担。不过,父亲不同意,我们也不愿意,虽然减免学费可以大大缓解我们家的经济压力。此外,前面提到的那位校长兼数学老师,他是坚贞的纳粹党员,他也希望弟弟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凭此获得减免学费的资格。无论如何,我们得承认他是出于好意。但弟弟坚决地对他说:“不要,我不会这样做。”那位老师虽然是纳粹的忠实信徒,倒也没有为难弟弟,只回应说:“那就这样吧!”从此,若瑟就不必再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了。
 
在席瓦德的一次访谈中,教宗本笃十六世曾就此事解释道:“一离开修道院,我就再也没有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这是很困难的,因为我在当时迫切需要减免学费,却必须拿到希特勒青年团开具的证明才有这项资格。幸运的是,我遇到一位通情达理的数学老师。他也是纳粹,却十分耿直。他劝我说:‘哪怕为了减免学费,你也应该去参加几次青年团的活动。’当他看到我百般不情愿,就说道:‘我能理解你的做法,我会处理好这件事。’之后,我就被免除了参加青年团活动的义务。”
 
英国媒体大肆宣扬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拉辛格”,纯属无稽之谈,这一点可由《法兰克福汇报》寻访到的几位特劳斯坦耆老来做见证。施密特(Joseph  Friedrich  Schmitt)当时虽然是实用中学的学生,却在校园里和若瑟·拉辛格结识,他回忆道:“特劳斯坦修道院的修生被免除参加青年团活动的义务,这是很有可能的。”要知道这些未来的神父本来就被纳粹视为眼中钉。
 
米特海特尔(Franz  Mitterreiter)不久前过世的两位兄弟:阿罗伊斯和路德维希曾与拉辛格兄弟一起就读于修道院。他证实说,通勤生规定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活动的次数,不过一两次而已,之后也不是非去不可。更何况纳粹党员根本就不希望修道院修生加入,他日认为修生会暗中反抗,削弱其他团员对纳粹政权的信仰。
 
在修道院中,我们还经历了教宗庇护十一世(1922-39年)逝世,以及庇护十二世(1939-58年)当选为继任者。我们童年时都是教宗庇护十一世在位,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经历一个宗座时代结束,以及新的宗座时代开始。我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形:某个主日清晨,一位很懂电讯的导师,用他的收音机接收到罗马关于新教宗的报导,并用自习室里找到的喇叭播放给我们听。大家都对这消息很感兴趣,个个听得聚精会神。
 
我们修道院的迈耶尔院长(Johann  Evangelist  Mair)是备受敬重、文化学养很高的神父,他曾在电话中向我们的本堂神父预告,教廷国务卿巴契利(Eugenio  Pacelli)将当选为新任教宗。本堂神父不相信,两人便打赌。结果当然是校长赢了,这让他在我们中间的声望如日中天。事后他为我们解析,巴契利学识丰富、睿智能干,由他当选实至名归。校长可能是在教宗庇护十二世担任驻德宗座使节时认识他的——他起先被派驻慕尼黑,后来又到柏林。我们对新教宗怀着极大的崇敬之情,认为他是伯多禄职位的正确人选。
 
1939年9月,战争爆发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的修道院被军队强行征用,于是我们回家住,每天再到学校上课。我并不清楚那时是否有伤患被送来特劳斯坦治疗。不管怎样,几个月之后军队归还修道院,我们便回到那儿生活。但没过多久再度被征用,我们则分散到新的住处,有的搬到斯马兹(Spsrz)的前英国贞女会学校,我们当中约有二十个修生搬到瓦京(Waging)的神父那儿,他有一间闲置的大宅,之前曾有神父团体在此静修。这段期间越来越多教会房产被纳粹强行征收,一开始他们还暗着来,后来则明目张胆。
 
若瑟和乔治搬到英国贞女会女子学校居住。纳粹关闭这所修院学校后,房子就闲置下来。对若瑟来说,新的寄宿学校最明显的优点就是没有运动场。学生午后在广袤的森林里漫步,或在附近溪水旁玩耍当作运动。他日搭起拦截溪水的堤坝来捕捉鱼虾,若瑟很喜欢这类活动。于是,他渐渐融入团体生活,并且承认团体生活中的付出与收获,让他在往后的人生中获益匪浅。
 
若瑟逐渐融入修道院的生活,结交了许多好朋友,也很喜欢与他们一起活动。一切不再那么难以忍受,虽然跟住在父母身边相比,寄宿学校的生活确实比较艰辛。
 
拉辛格两兄弟在动荡的环境中努力学习.1938年初,希特勒的军队占领奥地利,往后七年这个多瑙河流域的国家臣服于第三帝国。希特勒上台之后,遭到封锁的德奥边境重新开放,兄弟俩又可以畅通无阻前往萨尔兹堡。他日因此 接触到莫札特的音乐,这对两人此后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我们接触到莫札特的时间非常晚。以前学风琴和钢琴时,我们几乎没弹过他的作品。直到在特劳斯坦的节庆弥撒中听到他的弥撒曲,以及从收音机听到他的作品后,我们才对莫札特稍微有点印象。
 
不过,我们真正与莫札特相遇,是在我们又能前往奥地利地利旅行之后,即所谓的“结盟”之后。我们一直很喜欢到萨尔慈堡旅行,常常全家人一起前往俩莱恩“忧苦之慰”圣母显奇迹像朝圣,我们通常会待到傍晚参加弥撒。之所以提到佩莱恩圣母,是因为莫札特著名的“加冕弥撒曲”的首演,正是为了庆祝这里的圣母显奇迹像加冕。1939、1940年间,慕尼黑主教座堂合唱团在萨尔兹堡的莫札特大学演唱莫札特的《安魂曲》,这是我们首次聆听莫札特的音乐会。当时的乐队指挥是国家剧院指挥查林格(Meinhard  von  Zallinger,1897-1990年),他后来在慕尼黑小有名气 。整场音乐会我们听得如痴如醉。
 
1941年,为纪念莫札特逝世一百五十周年,萨尔兹堡将这一年定为“莫札特年”。那时,听说施雷姆斯(Theobald  Schrems)带领的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团将前来献演,我当然不想错过这场演出。主教座堂合唱团实际上很少演唱莫札特的曲目,因为他的作品大作需要乐器伴奏,而合唱团多是无伴奏合唱。我骑车到萨尔慈堡,提早买好了我和若瑟的门票。演出前一天,若瑟和我骑车过去,投宿一家叫“老虎”的旅馆,当时的住宿费是三块半德国马克,含早餐。在今天,这价格实便宜得令人难以想像,但当时对我们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们聆听了合唱团精彩绝伦的演唱,时到今日我仍对当天的曲目记忆犹新。合唱团由莫札特大学的一位音乐家指挥,演唱的是莫札特《安魂曲》的部分乐章。几个男生还表演了喜剧风三重唱,当然,唱腔旋律经过了简化处理,因为这里面着实有几个高难度的段落。音乐如此美妙,我们情不自禁陶醉其中。当时的我根本没料到,廿三年后我竟然能成为这知名主教座堂合唱团的指挥。不过,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
 
我们后来又到萨尔兹堡聆听在圣伯多禄教堂演出的莫札特《C小调弥撒曲》。现在这间教堂在特定节日也会有同样演出。这场演出把我们两兄弟带入一片全新的天地,让我们深受感动,沉醉不已。在阿绍和特劳斯坦都不曾举办类似的音乐会,欣赏这类音乐就好比发现新大陆。这场音乐会精彩诠释出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我们生平第一次聆听如此高水准的演出,心中难以忘怀。也因此,莫札特直至今日仍是弟弟最喜爱的作曲家。他对其他作曲家的作品,例如巴赫精彩的《受难曲》和《H小调弥撒曲》、海顿杰出的弥撒曲也推崇备至。不过,莫札特自始至终最深获他心。
 
约莫同一时期,若瑟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在人文中学的德文课上,我们阅读了许多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激发了他对文学的爱好。除了阅读课堂上必读的书外,他还怀着极大的热情大量阅读课外读物。他对畦克拉姆出版社所出版的一系列名著最为喜爱,最薄的那本只要45块芬尼就能买到。当时,弟弟最喜爱的作家是施托姆(Theodor  Strom),我们也都很喜欢他。弟弟读过他的《木偶戏子保罗》、《白马骑士》及其他有趣的作品。他喜爱的另一部作品是默里克(Eduard  Morike)创作的《莫札特在往布拉格路上》。希勒不怎么合弟弟的口味,对他来说,希勒太过于激情澎湃。不过,弟弟十分欣赏歌德。说实话,我直到后来才知道,他在这段时间已经开始尝试创作。
 
1940年希特勒欢庆巨大胜利之时,德国上下都亢奋不已。然而,老拉辛格依然固执已见。他说,希特勒的胜利,绝不等同于德国胜利。这只是反基督者的胜利,他必把所有人民都带往末日。一年后的某天,若瑟的班级在附近的湖上泛舟时,传来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消息。恶梦似乎要成真了。现在,连小若瑟也深信希特勒必像拿破仑一样,在俄国广袤无垠的国土上一败涂地。
 
     父亲认为希特勒彻彻底底反对基督,尽管当时他并没有明确地这么说。他淌有料到希特勒会势如破竹,接连胜利。后来他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波兰仅仅数周就全面沦陷,隔年初法国也溃不成军。父亲本来对法国寄予厚望,法国沦陷尤其让他难以置信。毕竟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修建了马其诺防线,这是精心设计的防御工程,号称固若金汤,法国人也坚信在德军面前绝对安全无忧。然而,向来肆无忌惮的希特勒朝和平中立的比利时进军,绕过马其诺防线突击法国。我们开始担心希特勒会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事绝不能发生,后果更令人无法想像。
 
当时,家家户户每到晚上必须遮蔽窗户以防空击,我们都切身感受到眼下正是战时。纳粹规定,房屋里绝不允许透出灯光,还发放遮蔽灯光的纸张。到了晚上,我们必须用横条把纸固定在每扇窗户上。纳粹会严格监督,确保没有灯光透出来。
 
此外,纳粹开始发放“配给券”。民众不能再照个人需求购买食物,每个有登记户口的民众,只能凭券购买配给的定量食品,油、肉、糖和面粉都精算配给,人民必须设法度过食物短缺的难关。幸好父亲和特劳斯坦近效的几个农民关系不错,他常常骑车去那里买粮食,我们因此不必饿肚子。
 
1263年,有位波西米亚神父到罗马朝圣,他在圣克丽丝汀教堂做弥撒时,突然怀疑起基督是否临在圣体中,怀疑酒和面饼是否真的转变为基督的圣血和圣体。就在他擘开圣体的那一瞬间,突然有鲜血流出,滴到祭台上。神父立刻带这块沾染血迹的九摺布向教宗呈报这个奇迹。现在这块九摺布保存在奥尔维多的主教座堂里。隔年,教宗乌尔班四世(1261-64年)正式订立了圣体圣血节。
 
1944年6月12日,我们同美军在波尔塞纳展开小规模战役,企图阻止他日进攻的脚步。作战时,一颗炸弹突然在我身边爆炸,我的胳膊被猛烈地向上撕扯。我仔细一看,右上臂汩汩冒出鲜血。我赶紧弯曲手臂,感谢天主,我的手还能动。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担心造成残疾再也不能弹琴,这令我万分沮丧。我匍匐前进到红十字会的坦克旁,忍着巨大疼痛费力爬进去,请求他们带我去治疗。一位战地医官剪开我的袖子,我的胳膊沾满血迹,他一开始找不到伤口到底在哪里。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子弹射入的创口,又在另一侧找到子弹穿出的地方。显然,我的胳膊被猛烈向上撕扯的那个瞬间,正是被敌军的子弹射穿。“这漂亮的一下子,正好可以送你回家。”医生略带嘲讽,为这个不算严重的伤口下了定论。
 
他说的对。经过数次迁移,我搭乘一辆运送伤兵的军车到了罗斯海姆的伤兵聚集处。在那儿,我亲眼目睹战争给这一代青年带来的巨大创伤。很多人都在战争中伤残,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幸运的是,我们在那儿遇到一位通情达理的主治医生。他也在战场上受过伤,随后被送到战地医院,在医院治疗的那段时间倍受孤独,这位医生愿意尽量满足每个伤者的愿望。,他问我想去哪里时,我当然赶紧回答说:“想回特劳斯坦。”于是,我这伤兵被转到特劳斯坦的战地医院,也就是我之前就读的修道院。
 
在此期间,1944年7月20日,爆发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依然热切企盼战争早日结束。然而,现实的发展总是无法尽如人意。不过,我在特劳斯坦最起码暂时摆脱了战争的劳累,可以好好休养。不久后,我的手恢复到运用自如的程度,让我松了一口气。修女悉心照料我的饮食起居,除了配给的食物分量外,还偷偷塞给我额外的营养补给品。我每隔十天就能看到新的体温变化表,上面也有体重纪录。听说短短十天,我就重了十公斤。起初我还深信不疑,后来才知道是磅秤坏了。无论如何,我在当年的修道院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很快就恢复体力。
 
后来,我被分派到康复士兵连队,先到布拉格,又被送到捷克。我们每天都要伐树,再切成小段。当时我们开玩笑说,这不过是在为捷克人生产廉价柴火,结果真是如此。康复士兵连队进驻波西米亚西部的一座小城时,我们听说上头要派我们到南斯拉夫打游击。幸好司令副官及时阻止,把我们送回先前待过驻守在意大利的德军部队。我被派往伊莫拉地区,担任无线电话务兵。我白天都待在防空洞里,等到夜幕降临,就得趁黑夜掩护,出去维修坏掉的电话线路。这是十分危险的任务。
 
我们的阵地驻扎于波隆纳省的多扎。那里简直就是可怕的人间炼狱。德军驻守在大霸山北侧,美军则从南侧朝我们开火,就等于在我们头顶岩石背后朝我们扫射,一阵枪林弹雨过后,有大量小碎石块倾泄到我们头顶上。不时传来石块崩裂的声音,扬起一阵阵烟尘,而美军一停火药味,我们就得抓紧时间巩固战壕。
 
1945年4月15日,美军突然停止炮火,改向我们投掷磷燃烧弹,整个山坡陷入一片火海。四周的灌木丛、树木都在熊熊燃烧。第二天,到处陷入死寂,弥漫着阴森恐怖的气氛。恍惚之间,我们还以为战争已经结束。然而,马上传来一波波美军让人心惊胆颤的呐喊,他们持刺刀冲进我们的战壕,把我们一个个赶出去。先是摘下我们的和表,又摘掉我们的勋章。我身上佩戴两枚勋章:伤患勋章和二级铁十字勋章,每个抢修过几次电话线路的士兵,都会获颁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
 
美军绕路把我们送到维苏威火山附近的一个战俘营,那儿有好几个战俘营,每个都安置四千多名被俘士兵。起初看守我们的是白人兵,后来换成黑人兵,他们看管时比较松散。有一次,他们居然在岗哨睡着了,连身上的武器都掉下来——落到我们的战俘营中。我们迅速捡起武器,哨兵们只好用香烟赎回。过不久,又换成意大利兵。我们用几个罐头空罐拼成炮筒的形状朝他日瞄准,欢迎他们到来。结果意大利兵以为我们荷枪实弹,迅速逃离,我们也因此得到一点自由时光。
 
终于,美军单位开始安排释放第一批战俘。他们委托信任的一批德国士兵,其中包括几位神学家来拟定获释人员名单。从事重要职业,例如农民、运输司机等劳工,享有优先获释权。但这条命令很快又被收回,所有来自德国东部的士兵都必须留在营地,于是重新改获释人员名单。我认识的一位神学家把我的名字填上去,我便搭上了运送第一批获释战俘的火车,从意大利辗转返回德国,回到了家乡。那已是1945年7月中旬。
 
若瑟·拉辛格也未能躲过战争的荼毒。1943年,褐色掌权者又萌生新主意。他们认为既然寄宿学校的学生都已离开父母身边,过团体生活,那么也可以肆意变更寄宿学校的地点——比如安置在高射炮基地附近。反正学生也无法全天上课,那么防御敌机进攻也是很有意义的课余活动。在此背景下,特劳斯坦修道院1926、1927年的应届修生,被征召到慕尼黑的高射炮基地。他们和普通士兵一样住在临时搭建的木屋,穿着类似的制服,甚至做同样的工作。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多少还能听慕尼黑马克西米连人文中学的老师讲课,尽管课程已大幅缩减,马克西米连人文中学的学生也被征调到这里,大家合并成一个班上课。对若瑟来说,突然遇到这么多来自大城市的同龄学生,是很有意思的经验。经历一番磨合,他们学会和平相处,慢慢形成一个团队 。
 
他们的第一个驻地是慕尼黑北部的路德维希场,主要任务是负责保卫巴伐亚发动机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译注:即BMW)在该地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分厂。他们又先后被调到乌特弗里、因斯布鲁克,最后来到了慕尼黑西边的格尔兴,那里有多尼尔飞机制造公司的总部。因为当时盟军的飞机经常在这一带领空轰炸慕尼黑,所以格尔兴的阵地特别重要。
 
若瑟·拉辛格曾形容自己“完全不适合当军人”,对十六岁的他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岁月。然而,他还是设法在困境中开创最好的机会。他先申请分发到测量部,后来又到电信交换部,这样至少可以逃避射击训练。尤为幸运的是,管理该单位的下士坚决捍卫自主权。不知从何时起,他们被免除所有军事操练,没有人敢擅自闯入他们的小小天地。最后,若瑟还分配到一间小单人房。他不浪费分分秒秒大量阅读书籍,并为部队中的天主教徒争取到上宗教课和上教堂的权利。
 
同他一起在高射炮基地服役的慕尼黑人弗里德(Walter Fried)现年已84高龄。至今仍记得这个“羞涩刚毅、乍看不怎么起眼”的青年。有一次,弗里德在接受《明镜周报》采访时提到,有位高官前来基地视察,每位学生都得轮流报告未来想从事的职业。多数学生,包括他自己一致回答想当飞行员,这样才不会遭到进一步询问。“轮到拉辛格时,他毫不犹豫地说他想当神父。这引来一阵冷嘲热讽。在当时敢说出这样的回答,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一开始,学生们还可以每周进城三次,到马克西米连人文中学上课,后来进城渐渐变成一种奢望。盟军越来越频繁地对慕尼黑进行轰炸,整个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不久后,空气中只飘浮着厚厚的灰尘及浓重的烟火味道。最后,火车也不能搭了,因为铁轨被炸毁了。修道院的修生们企盼着盟军能够尽快结束战争。然而,他们中有几位没能看到战争结束。
 
1944年9月10日,学生终于获准离开高射炮基地。然而,刚刚踏上特劳斯坦的土地没多久,若瑟就被征召进青年义务劳动军。他坐在一辆大货车的货舱里忍受无穷无尽的颠簸,抵达奥地昨的布尔根兰州。那儿聚集了一大批被迫劳动的德国青年,他们必须尽快砌起一面“东南墙”,阻止苏联军队进攻。
 
接下来的两个月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恶梦,因为纳粹党卫队在这里指挥。青年饱受摧残。夜幕降临后,党卫队会把他日从平板床上敲醒,逼迫他日“自愿”加入党卫军。许多筋疲力尽、无力反抗的青年,就这样被迫成为这个丧尽天良机关里的一员。当拉辛格说他想当神父时,他不断受到冷嘲热讽和大声斥责。不过,他也因此侥幸躲过了被迫加入党卫军。
 
在青年义务劳动军中,17岁的若瑟第一次意识到纳粹主义的伪宗教本质,它是真真实实的“希特勒邪教”。同他的哥哥乔治一样,他后来在回忆录《我的一生》中写道,他也经历了“一种将敬礼铁锹和敬礼劳动作为救赎力量的仪式训练。”在他眼中,扛起和放下、擦拭和展示铁锹,都带有“伪宗教礼仪”的色彩。直到前线越来越逼近,敬礼铁锹的仪式才停止。突然间,铁锹又恢复到了原本的面目——一件普通的日常劳动工具。它的“轰然倒塌”,同时也显现纳粹主义行将分崩瓦解,而这已处处有迹可循,“这一整套的仪式及其背后的整个世界,不过是漫天大谎。”
 
通常青年义务劳动军的士兵到了前线,就由国防军自动接收。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若瑟•拉辛格幸运接到被遣送回家的命令。于是,若瑟搭上返家的火车。由于空袭警报不断,火车不得不中途停靠。没途经过维也纳,四处可见狂轰滥炸的断壁残垣。他热爱的萨尔兹堡,不仅火车站被炸成一片废墟,美丽的文艺复兴风格的主教座堂也未能倖免。一听到因为空袭威胁,取消在特劳斯坦站停靠的广播,若瑟果断地跳下火车。
 
他终于回家了。“那是一些个梦幻般的秋日,”若瑟后来回忆说,“树上的果子有些已经成熟了,远山在午后的阳光下熠熠发光。回到家中,摆脱那个充斥着意识型态和仇恨扭曲的世界,让我前所未有地强烈感受到,家乡原来如此美丽。”他对军队没有一点好感。亲身经历战争的残酷之后,他才知道和平是多么宝贵。
 
然而,战争尚未结束。度过三周“愉快的休息”之后,若瑟接到了调往慕尼黑的任命。在那儿,为这些青年分配任务的军官,赫然不再相信所谓的“最终胜利”。他问若瑟:“我们该怎么安排你呢?你家在哪里?”若瑟回答说:“在特劳斯坦,那里有个军营。”军官说:“那么我安排你去特劳斯坦吧,不过你不必立刻去报到。你可以享受几天美好的假期。”
 
随后,他不得不去特劳斯坦的军营接受基本军事训练。他情绪低落地在兵营里,在愁云惨澹的气氛下和同胞共度1944年的圣诞节。因为生病,整个二月他都无需执行任务。反正他们连队的任务不过是穿着崭新的军服、唱着军歌走遍大街小巷,向民众证明“元首”手中还有年轻的新兵。到后来,赴前线作战越来越危险,若瑟干脆鼓起勇气逃跑。
 
那是在1945年4月左右,这样做简直是冒着生命危险,因为党卫军下令,凡是逃兵一律可根据(紧急状态法)直接射杀,或绞死在附近的树上,以儆效尤。当两名士兵在旱桥下的铁路边拦住他时,若瑟的心怦怦直跳,简直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不过,他又遇到好运。那两位国防军士兵也像他一样受够战争的荼毒,他们看到若瑟的手臂受伤缠着绷带,便放他走了:“弟兄,你受伤了。继续上路吧。”于是,他安然无恙地回到家。
 
但在家中也不安全。几天后,两个党卫队队员在他家留宿,他们发现已届入伍年龄的若瑟,于是盘问许久。后来,父亲拉辛格忍不住满腔怒火,开始痛斥希特勒的罪行。若瑟的命运似乎无可挽回,但不知何种原因,两个纳粹党员居然没干罪恶的勾当,隔天一声不响就离开了。
 
终于,美军逼近了特劳斯坦。虽然拉辛格家的房子十分简陋,美军还是把这里当作他日的主要驻地,他们确认若瑟当过德军士兵后,要他着军装向美军正式投降。若瑟的母亲听说小儿子要被当作战俘押走时,十分伤心。在同几百名战俘一起离开家乡,踏上未知的命运之前,母亲为他煮了一碗燕麦粥,而他则带了空白的大笔记本和一支铅笔上路。
 
长长的战俘队伍几乎看不到尾。在空旷的公路上行走三天之后,他日终于到达巴特艾比灵。美国大兵把巴伐利亚所有德军战俘聚集到一座前军用机场。他们兴奋地跟特别年长或年幼的战俘合影,大概是想回家民法示他日击败的是一群可怜的乌合之众。
 
后业,美军又把他日从巴特艾比灵押送到乌尔姆附近一片空旷的农田联,共有五万余名的战俘被安置在这里。战俘人数实在太多,远远超出美军的安置能力。这儿既没有平板房,也没有帐篷,他们不得不幕天席地。有几个幸运儿随身带着帐篷,遇到下雨天会招呼同伴进来避雨。提供给战俘的食物,则是一大勺汤和几片面包。远方地平线上丛立着乌尔姆主教座堂和战争中被炸掉一半的尖顶,彷彿在警示人性不曾泯灭,又好象在昭示美好的时代即将到来。
 
战俘完全丧失时间概念,要知道今天到底是几月几日,得费一番脑筋。他们对外面的状况也一无所知。有一天,美军突然用照明弱放了一场焰火,引起大家关注。那是1945年5月8日。不知从何时起,战争已经结束、德国投降的流言开始在战俘中流传。他们大大松了一口气,希望能够很快获得释放。这时有人谣传说美军准备向苏联宣战,他们要集合所有德军战俘,让他们投入新战场。不过,大多数人都无法想像同盟国会这么快就分崩离析,他们企盼和平能早日到来。
 
做战俘期间,若瑟•拉辛格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陪伴他度过这段艰苦的岁月。他每天都写下对天主、世界、历史及个人处境的想法。他还尝试创作希腊语“六音步诗”,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为空白的生活增添一点色彩。不久,战俘营中的同伴也积极从单调无聊的战俘生活中,寻找一些有意义的活动。神父们聚在一起,每天举行弥撒;学者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的讲座。
 
接着,美军开始安排释放战俘。最先获释的是农民,于是很多人突然想起自己在乡下还有一座农场,或者有亲戚住在农村。1945年6月19日,终于轮到若瑟•拉辛格获释。因被详细检查并喷上杀虫剂后——美国大兵不知道怎么想的,总觉得德国人身上有跳蚤——若瑟终于拿到了释放令。一辆美国货车把他日这一队的战俘运到慕尼黑北边,之后就得稳中有降自寻找回家的路。
 
若瑟和邻村的一个青年一起上路,他日估算走回特劳斯坦差不多有120公里路程,大概需要三天时间。他日打算晚上到农户家过夜,最好还能讨点吃的。刚刚穿过奥托布伦,一辆燃木煤气的运乳车经过他们身边。两个年轻人太过拘谨,不好意思拦下它要求搭个便车。幸运的是,司机居然自己停下来,问他日要去哪里。他们回答说要到特劳斯坦,这时司机笑了出来,原来他是特劳斯坦一家牛乳场的工人,正赶着回家。于是太阳还没下山,若瑟就回到家了。
 
父母和姐姐喜出望外出来迎接。母亲迅速为他做了一顿简单的晚餐:一小盘花园里种的蔬菜沙拉、自家的鸡蛋和一大块面包,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一顿。不过,还有一件事沉重地夺在他们心头,冲淡了外别重逢的喜悦:哥哥乔治至今仍杳无音讯。直到七月,晒得黝黑的乔治才突然出现在家门口……
 
我们也是先从意大利被押送到巴特艾比灵附近的战俘营,弟弟几周前曾在那里待过。葛拉斯(Gunter  Grass)后来说他在那里遇到若瑟,不过这应该是他臆想杜撰出来的。或许他确实待过那个战俘营,不过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弟弟的记性一向很好,如果他当时曾跟那个想法艺术家的同伴一起挖过洞、掷过骰子、畅谈过未来的话,他肯定不会毫无印象。或许这是很美的故事,可惜并没有真实发生过。
 
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葛拉斯在其自传《剥洋葱》中写道,在巴特艾比灵的战俘营里,他曾跟若瑟•拉辛格待在一块儿,并跟这位后来当上教宗的青年成了朋友。葛拉斯写道:“在战俘营里,我总是跟同龄的同伴坐在一块儿。下雨的时候,我们这些青年会躲到平时挖的一个地洞里,上面盖着一块防雨布。共有十万左右的战俘被安置在这里,幕天席地。他们中有个叫若瑟的青年,他是特别虔诚的天主教徒,嘴边不时蹦出一两句拉丁语名言。我们成了朋友,常在一起掷骰子——我之前保住了一个骰子筒。我们常常一块儿打发时间,掷骰子、聊天、沉湎于对未来的幻想,就像年轻人常做的那样。我想当艺术家,他想在教会中闯一番事业。在我眼中,他有那么一点儿放不开,不过,他是一个亲切的小伙子。”
 
后来,在《法兰克福汇报》主编施尔马赫(Frank Schirrmacher)的采访中,葛拉斯坦白承认:“这难道不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吗?”
 
无论如何,几周过后我也来到巴特艾比灵的战俘营,那里有许多士兵。居住条件十分简陋、没有被子、没有帐篷,什么都没有。吃的方面则是一大碗汤、一杯咖啡加几片面包。晚上睡觉时,我们只能躺在冰冷的地上。幸亏天气不错,我们只待了三天就荻释回家了。
 
第三天,一名美国军官来到我们营地,大家都得站着。然后,他按照我们家乡的位置进行编组:上巴伐利亚、下巴伐利亚等——他确实用了“下巴伐利亚”(Unterbayern)一词,显然他不知道“低地巴伐利亚”(Niederbayern)这个正确说法。随后,军官把我们这一组交给一位黑人士兵,他把我们带到货车队前,车上的司机都是黑人士兵。他把要回特劳斯坦的人指给我看,一位在我之后晋铎的神父兄弟也在其中。
 
上车后还没来得及站稳,黑人司机就马上发动汽车,先上了慕尼黑到萨尔兹堡的高速公路,随后在施瓦恩巴赫下高速公路。他整路都在大嚼口香糖,我们对他这副样子很不惯。最后,他停下车朝我们大吼了几句。胃里翻腾起一阵阵不适,大家也依序下了车。我已经和家人断了联系好几个月,我不知道父亲和姐弟是否还活着、我们的房子还在不在?一想到这里,我不是用走的,而是往家里飞奔。
 
终于到了家门口,我看到母亲正在屋外汲水——那时还没安装自来水,我们在屋外挖了一口井。一看到母亲,我顿时喜出望外,母亲看到我归来也无比惊喜。这一刻,我盼望太久了!拥抱之后,我们进到屋里,父亲、姐姐和弟弟以为是母亲汲水回来。接下来的场景,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只有身历其境才能体会。我一句话都没说,就马上跑到钢琴前弹起《赞美颂》:“伟大的天主,我们赞美祢!”对我来说,我们一家人能在历经劫难后重聚一堂,绝非偶然,而是全靠天主的恩赐;我们全家也都这么认为。
 
在战争中能够毫发无伤幸存下来,让我们两兄弟对“天主在我们身上怀有计划”的信念更加坚定。在战争年代里,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被迫进到完全陌生的世界,我们以前根本无法想像战争的野蛮残酷。我们确确实实与死亡擦身而过,这经历让我们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我们突然间学会欣赏以前不以为意的部分,而当神父的决心也越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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