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宗弟弟 第七章 教授
2019-06-19 15:03:04   来源:网络   评论:0 点击:

第七章 教授晋铎大典和首祭之后,弟弟与我再度各奔前程——身为一个年轻的神父,我们踏上各自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我先到了格莱瑙工作一个月,弟弟则分配到了慕尼黑的伯根豪森城区。随后,我被调到弗莱辛的总教区...
第七章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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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铎大典和首祭之后,弟弟与我再度各奔前程——身为一个年轻的神父,我们踏上各自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我先到了格莱瑙工作一个月,弟弟则分配到了慕尼黑的伯根豪森城区。随后,我被调到弗莱辛的总教区神学院为他们上了两个月的课,在这里,我与自己非常尊敬的主教座堂指挥艾哈姆密切的合作。不过,大家显然对我抱以更高的期望,不久之后,我就被送往慕尼黑的音乐学院深造,专攻教会音乐,同时也以音乐师和副本堂的身分在圣路德维希堂区服务。我们兄弟俩当然会彼此互相探访,每逢休假都尽量相约探视对方。我们碰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也因此,每次相聚都因得之不易而倍显真挚。我们也总是一块儿度假,这是任谁也无法阻挡的。
 
1951年8月1日,若瑟·拉辛格来到慕尼黑的圣血堂,展开他的服务。堂区位于伯根豪森城区,是这座百万人口大都市中“最好的城区 ”之一,其间有个别墅区,住满了学者、艺术家和政府高级官员,当然也包括他们的管家和女佣。其他的区域则居住着小商人和公司职员。神父的住所是由一位名建筑师设计建造的,散发着温馨舒适的气息,尽管有时候看上去感觉有如蜂巢。堂区的核心人物布鲁姆沙恩(Max  Blumschein)神父,是拉辛格学习的榜样。他教导拉辛格,要做好神父工作,必须始终保持内心“炽热似火”,并在工作中处处以身作则。布鲁姆沙恩神父和善与热情,并时时刻刻准备着为他人服务。哪里有人需要他,他就会在哪里出现,这一原则始终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为一位病人送圣体的路上,他溘然长逝。
 
身为新铎的若瑟·拉辛格神父正需要这样的一个榜样,以应对突如其来压到身上的重任。因为布鲁姆沙恩神父时常忘我工作,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廿五岁的副本堂拉辛格也不能落后,全心全力地投身于工作当中。不久后,他就享受到服务的乐趣,尤其是在和年轻人打交道的时候。“从学术圈子里跳出来,学习如何同孩子们对话”让他获益匪浅,他写道。不过,经过希特勒的摧残之后,宗教在许多家庭的生活和思维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这也是年轻的拉辛格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背景。他将这段时间积累的经验总结到一篇题为《新的异教徒与教会》的文章当中。他回忆道:“不久后,与学校里的孩子们打交道的工作——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与他们的家长进行交流,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乐趣。我很快就与各个天主教青少年团体打成一片。当然,在开展工作时我很快意识到,许多孩子的思维与生活世界已经与信仰脱节了,宗教课已经很少深入家庭的生活和思维当中。此处,还有一点我也不能忽略:如今我们依然在沿用战争时期发展出来的青少年工作模式,然而,它早已不再适用于新的、变化了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形式。”
 
在布根豪森,若瑟跟随本堂布鲁姆沙恩神父。他是一位和蔼可新的神父,很受弟弟的受戴。事实上,弟弟很热爱牧灵工作。特别是讲授宗教课,很合他的胃口。面对一个复杂的难题,他的讲解既能让思维简单的孩子透彻理解,又能让悟性较高的孩子兴趣盎然,在这一方面他颇有天赋。这样的工作带给他诸多乐趣。尽管在第一年里他每周必须上满十九个钟点,但他对去学校讲授宗教课始终抱持着高度热诚。又因要为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所以授课的内容就不能一成不变,他需要为每一堂教学精心备课。
 
此外,他还在教堂里讲道,不过这从来就难不倒他。每天早晨他坐在忏悔室里一小时,倾听信友前来告解,周六时甚至长达四个小时。每个星期,他都骑着自行车穿越慕尼黑的大街小巷,主持殡葬、领洗和婚礼。此外,他还负责堂区青少年牧灵工作。与本堂神父的友好关系,及堂区厨师的优异厨艺,让他在布根豪森的生活十分开心。后来,当他不得不放弃这一切重新回到神学研究时,对这里是那样地依依不舍。那是在一年后,总主教将他调到弗莱辛神学院担任讲师和负责牧灵工作。其实,他很乐意当副本堂,继续留在堂区服务。
 
1952年10月1日重返弗莱辛,若瑟·拉辛格其实是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他所服务的堂区。那种“有所作为”的感觉,那些直接跟人打交道的经历,让他感受到晋铎后的喜悦,而这些是他从事神学研究时所体会不到的。另一方面,继续探索真理,研究神学,则一直是他的心愿。幸运的是,回到弗莱辛不久,他也开始引导这里的一个青少年团体,并在主教座堂里主持弥撒,倾听告解。在课堂上,他教授的是圣事在牧灵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时,他在当副本堂时期所体会的新鲜经验,刚好在课堂上派上用场。此外,他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业。当他于1953年7月带着神学博士头衔回到家时,他的父母喜出望外,无比自豪。
 
学术生涯并未改变他的为人。当时,我们碰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如果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改变的话,我与他再度见面时立刻就能觉察。我们的父母起初认为若瑟当上了教授,可能会变得盛气凌人,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过,他从未变成那种样子。他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本色,从未像曾教过我们的教授费勒迈耶尔那般端起架子——也许,他可能成为弟弟的错误示范。弟弟一点儿都没有改变,在私下闲聊中,他依然操着一口方言。他始终在做他自己。
 
我还清楚记得他博士毕业时的情形。我服务的慕尼黑圣路德维希堂区,就在慕尼黑大学附近。我当然参加了弟弟的毕业答辩及隆重的庆祝会。当时,所有的大学教授都身着制服,手持权杖,校长和系主任还穿上大礼服。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新晋博士要对论文内容先做概述,再就论题进行答辩——论题是用拉丁文写的。我们的父母和姐姐也出席了他的答辩会。现场洋溢喜庆气氛,让人难忘。
 
随后,我邀请家人来到我位于圣路德维希堂区的神父宿舍中,请他日吃白香肠和椒盐卷饼,喝啤酒,大家十分尽兴。我的同事——汉斯·格哈德神父,是一个单纯而务实的人,神学造诣并不深。他站到我们面前,就弟弟的博士答辩干巴巴地评论道:“听报告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汉斯,难道你长着一颗榆木脑瓜吗?”这次午餐聚会,为弟弟的博士毕业典礼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历经学术上的高空飞翔之后,我们再度脚踏实地的投入工作。
 
1953年,若瑟和我再次相约一起度假,这一次我们去了瑞士。做副本堂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年轻的神父博克勒(Franz  Bockle,1921-91年),当时正跟随恩根特教授(Richard  Egenter)攻读博士学位。后来,博克成为波恩大学的伦理神学教授,最后还当上了校长以及联邦政府的顾问。他来自瑞士的格拉鲁斯州,曾在库尔读中学,后来在苏黎世担任副本堂。他为我们安排了一场美好的环瑞士之旅。我们接连参观了苏黎世、库尔、弗里堡及瑞士其他美丽的地方。还有一次,我们三人一起前往比利时的布钽塞尔,他要在那里做一场报告。我们选择的度假地点,通常都是我们期望去探访,能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地方。
 
同年,我与博克勒博士以及我们堂区的辅祭们一道来到弗莱堡,在那儿,我同弟弟庆祝晋铎一周年纪念。也和前来看望我们的姐姐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博克勒博士则负责照顾那些小辅祭。
 
突然间,电话响了,弟弟走过去接电话。姐姐正好站在一旁,她注意到,弟弟的脸色一瞬间变得十分苍白。他让我过来接电话,我抓起话筒,里面传来了同事格哈德神父的声音:“乔治,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刚刚收到一份电报:你的父亲去世了。”我们三人都深感震惊。本堂神父显然不忍亲自打这电话,而是让我的同事代劳。
 
我们即刻启程回家。我请求博克勒照顾小辅祭,然后 就和弟弟、姐姐匆匆返回特劳斯坦。当列车停靠在巴特恩多夫站时——这是特劳斯坦的前几站,我们突然看到母亲正要搭火车。我们飞快地朝她奔去,询问道:“妈妈我们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他生病了吗?”母亲一头雾水,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向我们确认说:“没有啊,他没有生病。我是将近中午时分出门的,那会儿季还安然无恙,一切都好好的。我跟他说,我要去巴特恩多夫,然后 就出门了。”巴特恩多夫拥有一座建于1790年的民营剧院,是巴伐利亚的第三大剧院。经常上演各种关于圣人生平轶事的宗教剧,母亲当天正是去观赏演出。
 
在特劳斯坦下车后,我们乘上计程车飞快地往家里赶。一下车,我们就看到父亲正站在门口擦鞋子。感谢天主,我们顿时松了一口气。后业才弄清楚,原来是父亲的弟弟安东去世了——也就是我们那位继承了祖父母农庄的叔叔,他罹患肠癌,多年来深受病痛的折磨。他的子女给我发了一份电报,上面只有一行消息:“我们的父亲去世了。”我们在慕尼黑的本堂神父和格哈德神父读到这份电报时,误以为电报上说的父亲指的是我们的父亲。所以,马上拨电话给我们。我在出发前曾告诉他们,如有紧急情况请拨打这个电话。我们心急如焚地赶回家中,而父亲正平心静气地擦他的鞋子!
 
接下来,父亲当然要去参加叔叔的葬礼。我忙对他说:“爸爸,我可不想让你一个人去。”于是,我陪伴着父亲回到了他的故乡里克利英。当天,教区的神职人员在施瓦内克辛的本堂神父那里会面,我也受邀参加。“请你坐到这边来。”他们把我领到餐桌前。我尽情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巴伐利亚早餐——熏肉(培根)、一块黄油面包及一杯啤酒。那天,我的胃口出奇地好。之所以对当时的食物记得一清二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是因为虚惊一场后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吃什么都觉得特别香。
 
第二天,我们隆重举行了安东叔叔的葬礼。殡葬弥撒由我主持,虽然我还有一位叔叔也是神父,不过,脾气有点古怪。他说自己太老了,身体不好,心情紧张,问我能否主持安东叔叔的追思弥撒。我当然欣然答应。葬礼后还有一场丰盛的筵席。我很高兴自己能够陪伴父亲前来,此行让我对他出生长大的家乡有更多的认识。
 
1953年夏季学期结束后,若瑟·拉辛格被推举接掌弗莱辛神学哲学学院的信里和基本神学教席,最初,他婉拒这一邀请。他希望自己能够先集中精力在慕尼黑完成大学执教资格论文。他的导师依然是神学家高特利普·尊根教授。尊根教授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来自于一个天主教和新教联姻的家庭,因而对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持开明的态度。尊根教授告诉若瑟,做学问时,从原始资料本身出发至关重要,后人对原始资料的分析只居于次要地位。因为拉辛格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奥斯定这位古教会教父的,因而尊根教授建议他另作中世纪的教父——圣文德(Bonaventura,1217-74年)的研究。圣文德是一位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也是方济各会最重要的神学家。很快,弟弟就跟教授研讨出论文的题目:《圣文德的启示观及其历史神学》。
 
1954年夏,拉辛格集齐了论文所需要的资料,并梳理好基本思路,只剩完成最后关键的一步——将所有的思路付诸笔端,汇写成一本专著。此时,他在弗莱辛职务也确定下来。哲学神学学院的一位退休哲学教授去世后,他漂亮的教授住宅闲置下来。从1955、1956年的冬季学期起,拉辛格开始执掌基本神学教席。在此之前,廿七岁的拉辛格已经是代课讲师给学生们讲授信理神学。
 
1955年夏季学期结束时,拉辛格完成大学执教资格论文的手写稿。只需要找人把手稿打字誉写。遗憾的是,他找到的这位女打字员水准不佳,输入速度很慢,时常搞错手稿的先后顺序,不断出现誉写错误或标错页码。拉辛格简直要抓狂了。他拼命挽救如传染病般扩散的错误,一页一页地修改着出现的错误,这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直到深秋,才觉得终于能重新掌握全局了。虽然对论文的版面还十分不满意,不过他觉得,最糟糕的地方都已经修正了。于是,他将两份论文样本递交到慕尼黑大学的神学系。他对课题的研究深入而细致,对自己能够凭此获得大学执教资料也胸有成竹。
 
与此同时,若瑟·拉辛格把父母接到弗莱辛,希望父母能够在此安度晚年。他的父亲已经78岁高龄,母亲也71岁了,特劳斯坦的古旧农舍虽然周边风光秀丽,然而,对于两位老人生活来说实在过于清苦。尽管一家人对这所坐落于森林边上的安静农舍十分不舍,可惜,它实在不适合用来养老。若瑟搬入的教授宿舍面积很大,足以容纳全家人同住。新宅坐落于主教座堂山上的前主教座堂谘议会庄园里,也就是“莱辛菲尔德庄园”,紧挨着教堂,四周都是商店。姐姐玛利亚也打算搬过来和家人一起居住。
 
搬家安排在十一月的某天,当天浓雾弥漫,阴沉沉的天气更加剧了老拉辛格夫妇的不舍悲伤。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生命中的一个阶段的终结,尽管经历了残酷的战争,那依然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终点。即使如此,两位老赶到,母亲玛利亚·拉辛格就已经穿好围裙上前帮忙。傍晚时分,她又站在灶台前开始准备晚饭。父亲老若瑟·拉辛格则忙于指挥前来帮忙搬家的学生们。一家人为能够再度共聚一堂庆祝即将到来的圣诞节而兴高采烈。
 
若瑟·拉辛格当时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前面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狂风暴雨。他的导师尊根教授早已阅读了他的论文并赞赏有加,甚至已经多次在课堂上引用其中的段落。尊根的同事施茅斯教授是论文的第二鉴定人,同样需要论文做评定,不过,他还需要一段时间。1956年2月的某天,他开始阅读论文。复活节的时候,科尼希施泰因举办了一场“德国教义学学者和基础神学学者研究小组”的研讨会,会上,施茅斯教授遇到了拉辛格,并提出要和他做一番简短的交谈。在交谈中,施茅斯教授面无表情、言简意骇地通知拉辛格,很遗憾他的大学执教资料论文在他这儿不能通过。
 
对于若瑟·拉辛格来说,这个消息不啻于晴天霹雳。他的世界突然之间轰然倒塌了。他该怎么办,他刚刚接过来的父母该怎么办?他本来怀着美好的信念,以为自己可以提供一栋教授宿舍,为父母亲安度晚年。而如今一败涂地,他将如同被乱棍痛打的落水狗一般狼狈地逃离学校。虽然他也可以申请到某个堂区担任副本堂,堂区也会提供住所。然而,这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慰藉。
 
后来,他终于知道施茅斯教授拒绝通过他的论文的缘由:主要是教授的虚荣心在作崇。以施茅斯为代表的慕尼黑中世纪学术研究,几乎还停留在战前的水准,对最新的来自法语区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而拉辛格初生之犊不畏虎,在论文中大胆犀利地批判了某些立场,这激起施茅斯的强烈不满。更让他愤愤不平的是,拉辛格研究的课题是中世纪的范畴,却居然不找他来指导。因此,尽管拉辛格之前已经尽心竭力地做过修订,论文中仍有一些排版和注释上的错误,就成了施茅斯教授窃喜不忆的攻击点,成为全般否认整篇论文的助力。施茅草斯认为若瑟·拉辛格是一名叛逆的神学家,居然胆敢对抗主流学术观点,这是在给危险的现代主义思潮和主观性的启示大开方便之门。此时,在弗莱辛关于拉辛格的神学论点带有清新的现代风格的传言,更加深了施茅斯的这个印象。
 
然而,尽管施茅斯在他的同事之中德高望重,从早到晚 他对拉辛格论文的全盘否定,并未在系务会议上畅通无阻。教授们并未对论文横加指责,而只是退件要求重新修改。修改的内容主要根据施茅期在论文样本旁边所做的注释,样本被退回到了拉辛格的手中。施茅斯所指出的需要修改的范围是如此广泛,大概需要耗费拉辛格数年的时间,这让虚荣心没有得到满足的教授得意洋洋。不过,当拉辛格开始研究那些满怀恶意的评注时,他注意到,所有的批评都集中在他对启示论的定义上,而后半部分关于圣文德的历史神学的阐述,绝大部分都未受指摘。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挽救方案——把后半部单独挑出来,将论述只集中在历史神学方面。于是,稍作调整之后,他很快于1956年10月把篇幅精简的论文重新递交了上去。
 
1957年2月11日他接到消息,他的大学执教资格论文这回应该可以通过。不过,他还是得就论文发表公开演讲并通过之后的答辩。拉辛格怀着紧张而又期待的心情迎接2月21日这一天的到来。当天,学校为这场论文答辩安排的大教室被蜂拥而至的学生们挤得水泄不通。空气中飘荡着一种罕有的、几乎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拉辛格的演讲结束后,论文的第一鉴定人尊根教授和第二鉴定人施茅斯教授开始发表各自的评判。两人之间旋即展开了唇枪舌战,以至于拉辛格站在一旁自忖到底还需不需要他来做答辩。经过系里漫长的协商后,系主任来到守候在走廊上的若瑟·拉辛格及其兄长和几个朋友面前,非正式地通知他,他的论文通过了,他获得了大学执教资料。
 
廿九岁的若瑟·拉辛格终于正式成为大学教授,然而,他并没有过于兴奋。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是如此漫长崎岖,依旧象一场恶梦般缠绕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才慢慢放下这一包袱。他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继续在弗莱辛做研究和教学工作,父母也不必跟着担惊受怕。尽管施茅斯教授百般阻扰,他仍然于1958年1月1日成为弗莱辛哲学神学学院基本神学和信理神学的非教席教授。这段坎坷的经历至少让他学到了一点:一旦遇到博士论文或大学执教资料论文引发争议或面临通不过的危险时,只要事情还有一点点转圆的余地,他都会竭尽全力站到弱势者的一方。在担任大学教授期间,他始终将这一点铭记于心。
 
事实上,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弟弟的大学执教资料论文曾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1955年,我通过了音乐学院的考试,之后又参加大师班进修课程,不过当时,大师班课程并不发给毕业证书。我估算了一下,自己大概会在1957年毕业,当时弟弟告诉我,他的大学执教资格论文差不多也会在同一时间完成。事情之所以会发展到后来那般纷乱复杂的境地,主要是因为尊根教授和施茅斯教授之间的竞争,两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学术界更优秀、更权威的学者。为此,施茅草斯几乎摧毁了弟弟获取大学执教资格的梦想。
 
直到弟弟论文答辩当天,我才获悉事情的全部经过,因为我当时已经搬离慕尼黑很长一段时间。从1953年底开始,我被调到道芬的鲁普莱希特山堂区工作。道芬的堂区教堂圣母升天堂里面,恭置着一座令人过目难忘的圣母态像。我是堂区合唱团指挥,除要领导两个合唱团之外,还要负责管理此地的朝圣和牧灵事务,并担任宗教课老师,以至于根本无暇询问弟弟的论文进展情况。
 
当然,在他把父母接到弗莱辛时,我也赶过去帮忙搬家。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讨论如何让父母安度晚年,最终达成一致决定——把他们接来弗莱辛最好的办法。如我之前所说,父母之前居住的老旧农舍,周围是一片将近五英亩的农田。父亲年事渐高,农田的体力劳动对他来说太过繁重。另外,我们在特劳斯坦的房子距离教堂有两公里,买东西得跑很远一段路,生活机能相当不便。当时,弟弟的同呈也催促他早点在弗莱辛安顿下来。于是我们决定,弟弟有自己的房子后,就把父母接过来一起住。
 
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一切安排妥当后,我们出售在特劳斯坦的房子。在此期间我还回家过一次,帮助父母整理打包。那一天我们还特意拍了一张照片留念,我们最后一次站在特劳斯坦的家门口——这栋房子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我们挚爱的家园(照片请见第五章)。搬家对我们的父母——特别是对父亲来说,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父亲出生成长于农家,农民对自己的产业总是十分爱惜,父亲也不像,尽其所尽管他并没有多少产业——他实际上的职业是国家公务员而非农民。不过,他依然对我们在特劳斯坦的家无比眷念,虽然我们把它一个很好的价钱卖给了邻居。
 
随后,父母乔迁新居,却无法很快适应弗莱辛的新生活,尽管弟弟从一开始就在努力为他日营造温馨舒适的家。姐姐最初仍然留在特劳斯坦做原本的工作,直到第二年二月,姐姐才辞掉工作搬到弟弟这里,以便好好照顾我们的父母。
 
父母和姐姐大力支持弟弟的工作。当时,弟弟还需要安排考试——每个学期都会有许多场考试。他很喜欢把考试地点安排在自己的住所。于是,父亲就负责把前来考试的神学生请进屋来,把他日带到会客室,让他日在那里等待。母亲还会为每个学生都泡一杯茶,再端过去一小盘点心,这让一切都显得十分温馨。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这项新任务——照顾这些年轻的修生,这些未来的神父,给他们的生活赋予了新的意义。父亲无微不至地关照他日,母亲甚至会为他日下厨做饭。
 
弟弟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当时有位年轻的神父经常来拜访他,他曾在罗马读过书,天资聪颖,撰写的博士论文亦十分有意思。若瑟有一次跟父母谈起,他觉得这位神父前途无量,也许有朝一日能成为慕尼黑和弗莱辛的总主教。此后父母接待这位神父时,总是带着格外崇敬的眼神,因为他们相信,他将成为未来的总主教。而实际上,他后来并没有当上总主教,而是成为副主教。这位神父叫格鲁伯(Gerhard  Gruber ,生于1928年)。因为能讲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他先是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上担任德曾夫纳枢机的秘书与陪同,后来成为主教座堂咨议会会长和副主教。
 
拉辛格教授——这是当时大家对他的称谓,在弗莱辛讲授了两个学期的课程。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神学教授”及“神学界的神童”,众多知名的高校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其中一份邀请来自波恩大学,拉辛格的恩师尊根教授一直梦想在那儿获得教席,拉辛格多多少少也继承了这一梦想。究竟要不要接受这个职位,年轻的教授犹豫再三。不过很快,他找到了一个解决父母养老问题的办法。
 
兄长乔治于1957年结束了在慕尼黑音乐学院的学业,要回到他的故乡特劳斯坦,在圣奥斯瓦尔德堂区担任合唱团团长。还将负责特劳斯坦神学院的音乐教育工作。堂区为他安排的住处是一栋位于市中心的漂亮小房子,足以提供三口人居住。带着年迈的父母奔赴莱茵河地区,这是若瑟无法想像的,而让他日重新回归挚爱的故乡特劳斯坦,则是最好的选择。乔治马上同意了这一安排,并急切地劝说弟弟接受波恩大学的职位。
 
之后,兄弟俩和父亲交换了意见。虽然父亲一时还能以接受他即将离开弗莱辛的事实,不过,他也希望儿子能够把握住新的机遇。一家人再度暂别。这是他最后一次守候在父母身边,享受和父母同住所带来的安全感,之后,他就踏上了全新的人生征途。1959年4月15日,拉辛格成为波恩大学的正式教授,首次登上波大讲台,授课的的题目是《信仰的天主与哲学的天主》。
 
事情的经过我还记得一清二楚。当时我已经回到了特劳斯坦。有一天,弟弟过来探望我,说他收到了一份来自波恩大学的邀请。他该怎么办,他该如何答复呢?毕竟一年前他才刚把父母接到弗莱辛,二老也变卖了自己在特劳特坦的房子。我说,这不成问题,我现在一个人住在特劳斯坦堂区分配的房舍,足够我们全家人居住了。无论如何我都要在这儿安顿下来,父母可以搬过来跟我住在一起:“他日熟悉特劳斯坦的一草一木,肯定很乐意回来。抓住这个机遇,你绝不能错过它,一定要把握住!父母可以搬到我这儿来住,我很高兴他们过来。”于是,我们兄弟达成了一致决议,只需父母亲同意就可以了。1959年4月,弟弟搬去波恩,姐姐玛利亚也跟过去帮他料理家务,我们的父母则在五月搬到特劳斯坦跟我同住。
 
若瑟·拉辛格很喜欢莱茵河地区,喜欢这儿开放与宽容的氛围。巴伐利亚保留着乡间的保守,而在这里,莱茵河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事例在一起,让它们互相截长补短。在莱茵河畔这座大学城中度过的第一个学期,如同“初恋的盛宴一般”,给他“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然而,最初的兴奋过后,他的人生很快蒙上了阴影。
 
1958年的圣诞节是温馨和谐的节日。父亲花费心思,为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丰厚的圣诞礼物。当时我们绝没有想到,这是我们一家人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搬到波恩之后,弟弟和姊姊都选择返回特劳斯坦度假。事情发生在1959年8月,那是明媚的夏天。父亲去世的八天前,母亲突然在深夜来到我的床前,告诉我父亲生病了,让我过去看一看。我下楼来到了父亲的卧室。给他滴了几滴加尔默罗精后,父亲感觉好了许多。我们请了医生来看诊,不过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在他突然中风之前,他一直精神饱满。当天上午他还走去神学院听弟弟讲道,那至少有两公里的路程。下午,他跟母亲一起散步了很久,等我到他那个年纪,可能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了。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还路过本堂,在教堂里,父亲做了一个特别深入的祈祷。一直以来,父亲都是虔诚的祈祷者,不过那一天,母亲从他的祈祷中感受到一种特别强烈的感情。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记号,父亲一定已经感觉死亡临近。到了晚上,他突然中风,变得毫无知觉,如同沉睡一般。
 
我们姊弟三人当天到提特摩宁,造访这座童年时代居住的城市。那是一趟美好的郊游。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时,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一天会这般令人震惊而忧伤地结束。两天后的1959年8月25日,父亲因为中风无法医治而与世长辞。
 
我们一家人陷入极大的悲痛中。在哀伤之余,不定期要办理许多手续——当挚爱的亲人去世后,总有许多后事函需解决。这些琐碎的事务暂时缓解了内心的伤痛。父亲是如此仓促地离我们而去,我们一家共同生活的美好时光,如此突如其来地少了一家之主。从弟弟出生之日起,我们就组成了相亲相爱的五口之家,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59年8月的这个夏日。从此以后,我们失去了家中的栋梁。我们的核心,这个家庭的骨干,永远地离我们远去了。
 
尽管悲痛欲绝,我们也明白,父亲实际上是安然离世,这多少给我们一丝慰藉。他没有承受太大的痛苦,一切都来得太快了。至少在他去世时,我们所有人都守在他的身边,一一跟他告别。而且我们都知道并且坚信,虽然父亲现在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也始终与我们同在,并将永远守护着我们。
 
若瑟·拉辛格接受波恩大学职位的决定,后来证明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抉择——这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机缘。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此人在他今后的人生中扮演着父亲的角色,最终并为他打开通向罗马的大门。
 
科隆的总主教若瑟·弗里英斯枢机(Joseph Frings),是战后德国主教团中最令人难忘和最具影响力的教会人物。他集温暖的幽默、莱茵地区的务实作风以及虔诚的智慧于一身,谱写了一代传奇。弗里英斯枢机来自诺伊斯,是当地一位企业家的儿子,身材高大颀长,他的主教牧徽上刻有——“被派来服务人”的座右铭。从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深得信众爱戴。由于在同褐色政权的抗争中做过特殊贡献,教宗庇护十二世将他与另外两位备国主教——普莱兴(Konrad  Graf von Preysing)及加伦主教(Clemens  Graf von Galen),一起擢升为枢机,这被视作教宗对德国教会的特殊信任。
 
1945年至1965年间,弗里英斯担任德国的主教团主席。他于1946年发表的除夕讲道,信友永远铭记在脑海中。在讲道中,他评价了那年严冬民众洗劫运煤车的事件:“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特殊情况下个别的人可以拿取用以维持生存和健康的生活必需品,如果他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例如工作或祈求来获得的话。”从此以后,至少在科隆地区,fringsen(译注:该词是弗里英斯枢机名字的动词化)一词成为“设法获得”食物和煤炭的代名词。
 
当他和其他枢机于1958年选举若望廿三世为新教宗时,他顺便提了一句,他“感觉,不久后会召开新的大公会议”。那时,距离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已过了近百年时间,弗里英斯相信,又到了该倾听主教们声音的时刻。新教宗兴奋地采纳了这一主张,他宣布召开新的大公会议,并将弗里英斯纳入筹备委员会当中。
 
我们一直十分尊崇教宗庇护十二世,因为他不仅有才能卓越,而且神学修养很高,这是众所周知的。当叶反教宗的浪潮尚未兴起。他受万众景仰,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我们的教宗。对于能拥戴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开赋异禀的教宗我们当然满怀喜悦、深以为豪。然而我们也知道,他年事渐高,多年来备受各种病痛折磨。据说,为了尽可能地保持精力旺盛和维持身体健康,他甚至让医生为他注射治疗。因而,当1958年10月教宗辞世的消息传来之时,大家并不感意外,虽然我们对他的离世深表遗憾。
 
庇护十二世的继任若望廿三世,风格与他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他没有庇护十二世身上那种神圣尊贵的光芒,但也因此,他的身上散发着更多人性的光辉。他是一位民众的教宗,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甚至连新教徒也被他的风采所折服。
 
1961年初,本斯贝格的天主教研究所邀请“神学界的神童”拉辛格前来谈一谈对“大公会议的神学”的看法。弗里英斯枢机也从科隆来到了座谈会现场聆听报告。经他的秘书——拉辛格的在慕尼黑攻读神学时的同学路特博士的介绍,这位来自巴伐利亚的小伙子引发枢机的注意。拉辛格的报告结束后,枢机邀请他一番私下交谈。弗里英斯枢机告诉拉辛格,他草率地接下了去热内亚做一场报告的邀请,主题是“以时代局势为背景谈一谈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与新大会议的区别”。当时的枢机已是74岁高龄,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健康状况让他无法胜任这项要求。他询问拉辛格能否帮忙,年轻的教授欣然同意。
 
拉辛格后来递交的初稿精彩丰富,弗里英斯主教只做了一处微小的改动。报告时也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神学界激起颇大的回响。回听上去,枢机像是在宣布整个大公会议的神学纲领。不久后,弗里英斯主教获邀私下觐见教宗若望廿三世,教宗热情欢迎他说:“我阅读了您在热内亚所做的报告,想要对您表达我诚挚的感谢。”当枢机指出,这篇报告并非出自自己的笔,而是由一位名叫若瑟·拉辛格的神学教授代写时,教宗示意他停顿一下,并表示,他也常常需要助手帮忙处理文稿,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要寻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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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刻起,拉辛格已确定继续担任弗里英斯枢机的助手——做他“马厩里最好的一匹骏马”。教宗将弗里英斯枢机纳入由十人组成的大公会议主席团当中。弗里英斯枢机是主席团的成员之一,因此频繁地收到各个委员会在筹备阶段起草的各项草案与提议,将由大公会议的主教们投标决定能否通过。他将这些档案接二连三地送到拉辛格的面前,向他征求意见。
 
随后,教会历史上那个伟大的日子终于来临。1962年10月11日,教宗若望廿三世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了一场盛大的弥撒,以此拉开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序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千八百位主教齐聚梵蒂冈,着手形塑整个教会的未来。陪同弗里英斯枢机前来的,还有三十五岁的若瑟·拉辛格。他现在已是枢机的官方神学顾问。这是他对普世教会的第一次体验,对他而言,这同时也是一个重大机遇——他可以参与共建教会的未来。
 
在会上,他结识了几位同时代最著名的神学家:吕巴克(Henri de Lubac)、丹尼禄(Jean  Danielou)、孔格(Yves  Congar)和菲力浦斯(Gerard  Philips)。会议第一阶段结束时,若瑟·拉辛格甚至被任命为官方的大公会议神学专家,成为“大公会议的顾问”。在大公会议的筹备阶段,他曾建言,教会的“约束过于严厉,法条过于繁多,这反而是遗弃这个信仰缺失的世代,而不是帮它获得救赎”。而今,终于到了迈步向前、革故鼎新的时刻。拉辛格认为,信仰必须“打破这些沉重的枷锁,必须以崭新的语言和崭新的开放态度来应对当前的形势。因此,教会中也需要更多的自由”。
 
弗里英斯枢机计划在大公会议上发挥统领全域的影响力。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所有德国和奥地利的主教们在每周一的下午五点钟聚集在纳沃那广场,附近的玛利亚圣灵神学院,探讨大公会议的进程与成果。拉辛格跻身于高水准的神学家们当中,和大家一起就大公会议的进展发表评论并拟定方案。这是一个很小的团体,然而影响力却十分深远。弗里英斯枢机本人是天主教界中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物之一。他是德国慈善团体“怜恤会”(Misereor)的共同创建人,他尤其谈恋爱来自第三世界的主教欢迎。因而,他所率领的团体,谱写了大公会议的历史。
 
1962年,弟弟和我首次一起前往罗马。当时乘坐的是一辆“特快列车”,不过,我们对这列火车竟敢冠以这个名称深表好奇,因为它根本名不副实,基本上逢站必停,到了罗马之后,我们当然先去参观几座十分著名的大殿,例如圣伯多禄大殿和圣母大殿。永城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若瑟之后也时常谈起大公会议。大约在1964年,特劳斯坦的教区神长说服了他,请他到神学院为教区神职人员做一场报告,以见证人的身份描述罗马发生的大事件以及大公会议讨论的相关情形。闻讯而来的人络绎不绝,院子里停满汽车,方圆百里的神父也全都赶了过来,聆听弟弟这场关于大公会议的报告。大部分的内容我都从与弟弟的交谈中听过了。整场报告相当精彩,结束后还引发大家热烈的讨论。在报告中,弟弟特别强调大公会议上的活跃气氛:神职界出现百家争呜的气象,关于神职问题以及信仰相关问题湧现出形形色公的观点,教会第一次自由开放就各种观点展开讨论。他对这样的蓬勃氛围很是欣赏。
 
在罗马的大公会议上,并非一直洋溢着祥和喜庆氛围,这在不久后,就出现端倪。当新教宗谈到“要适应时代”,要将教会融入新的时代时,保守的教会人士担心这样做会引发过多的变革。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奥塔维亚尼枢机(Alfredo  Ottaviani),他是圣职圣部的部长,圣职圣部的前身正是声名狼藉的罗马宗教裁判所。他是神学委员会的主席,却殚精竭虑地试图阻挠改革。
 
1963年6月,教宗若望廿三世因罹癌药石罔效而与世长辞,刚刚开始的大公会议百临着功败重成的危机。然而,继任的新教宗保禄六世撑起了重重的压力,下令继续召开大公会议。当听说奥塔维亚尼领导的委员会以“问题分析不够充分”为由,想要宣布主教们的一项决议无效时,弗里英斯枢机勃然大怒。在那场或许是整个大公会议上最为轰动的演讲中,他不仅批评了奥塔维亚尼的藉口和推诿,而且还直接抨击他领导下的圣职部,斥之为“绊脚石”——那种对人只进行审判,而不采取倾听的做法,早已不适应当今的时代。尽管奥塔维亚尼也进行了答辩,指责弗里英斯对圣职部的工作一无所知,然而在这场唇枪舌战中,他最后败阵下来。主教们全都赞同科隆枢机,他日以久久不歇的雷鸣般掌声表达对他的赞同。
 
就在同一天,教宗下令召见弗里英斯。枢机不免担心最坏的结果即将发生。他以科隆式的沉稳作风,不动声色地对秘书路特博士说:“帮我穿上我的红衣枢机袍吧,谁知道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了。”然而,刚一踏进接见厅,教宗就奔过来拥抱他:“亲爱的枢机,您把我的思考过的、想要说却不能说的话,全都说了出来。”1965年大公会议闭幕后,保禄六世宣布取消圣职圣部的权力。由“信理圣职部”取而代之,丧失了掌控绝对权力的地位。新成立的信理圣部第一次采用民主原则展开工作。不再进行审判,而是提出忠告,并邀请持异议者的神学家进行对话。梵蒂冈终于由此步入了现代。
 
然而,也是在大公会议期间,拉辛格兄弟迎来了生命中最为悲痛欲绝的时刻:1963年12月16日,圣诞节的前一周,他们挚爱的母亲与世长辞。
 
母亲患上胃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实际上自1963年3月开始,她就常常抱怨胃部疼痛。当时他觉得,多采“地中海钦食”或许对减轻疼痛会有好处,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帝罗尔的说法罢了,类似于“要忍受饥饿,不吃饭就好了”之类的说法——要知道在意大利统治时期,帝罗尔人的日子着实艰苦。期间她的病情有过短暂的好转,然而,不久之后,情况再度急转直下,她开始经常性呕吐不止。
 
八月的时候,弟弟和我来到了东帝罗尔的里恩兹度假,住在那儿的“维也纳男生合唱团旅馆”。也是在这一时期,母亲接到了住院做胃镜检查的通知。姊姊陪伴着她去医院,而检查结果证实了医生之前的担忧:母亲患上了胃癌。
 
诊断结果下来之后,她仍然坚持帮我处理家务,而弟弟也不得不再次启程前往罗马。在这个夏天,他从波恩搬到了明斯特,他在那儿获得了一个新的教职,姊姊回到我这儿帮忙照顾母亲。
 
1963年夏,若瑟·拉辛格教授离开了他挚爱的波恩。明斯特的信理神学家福尔克(Hermann  Volk)于1962年夏出任美茵兹的主教,他的教席因此空缺下来。福尔克本人希望拉辛格成为自己的继任,归初,拉辛格婉言谢绝了这一邀请。然而,当他的两位学生的博士论文因为波恩同事的反对而面临通不过的危险时,拉辛格似乎看到了线暗示。可能在明斯特更能帮助这两位学生。于是,他启程来到了威斯特法伦的这座在学城,并且带了这两位博士生。后来,两人在明斯特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业。
 
在此期间,母亲已经卧病在床,她没日没夜地呕吐,深受病痛的折磨,我们那一段日子十分痛苦。母亲越来越消瘦,吃得越来越少,因为她也不知道,吃进去的会不会马上吐出来。十二月初,我给弟弟写信,告知他母亲的情况很不好。弟弟在接到信后马上赶回特劳斯坦。我们陪伴着母亲一起共度她生命的最后两个星期。看着生活力在母亲身上一点一滴地消散,看着死亡一步一步逼近,我们伤心欲绝。在她精神衰竭、油尽灯枯的时刻,我们请来神父倾听她的告解,并为她施行临终傅油圣事。直到最后一刻,她都凭藉着信仰的力量耐心地承受着身心折磨,如蜡烛一般,虽然燃烧耗尽,却仍坚持着发出光和亮。
 
“她的善良与亲切,变得更为纯洁,更为耀眼,即便在忍受着锥心刺骨病痛的日子里都未曾有过丝毫改变……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有比用纯洁、真诚的人性光辉来为信仰做见证更具有说服力,而我的父母以及我有幸结识的许多人身上洋溢着这种人性的光辉,正是因着信仰而获得的。”若瑟·拉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自己对母亲的印象。
 
弟弟在马克特尔出生时,一位乡村医生把母亲的满口牙齿都拔掉了,因为全都坏掉了,有些还化脓。医生为她配了一副假牙。这口由普通乡村医生安装的假牙,一直到六十年代都完好无损。母亲生病后越来越消瘦,假牙突然间显得太大了。这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震撼:因为母亲如此消瘦,假牙对她已经不合适了。
 
母亲在寒冷冬日的中午时分去世。她走后,我们请人再次打开四年前父亲下葬的墓穴。八天后,圣诞节来临了。那是我们一生中最悲伤、最孤独的一个圣诞节。
 
弟弟“继承”了许多母亲的性格,他像母亲一样,感情充沛,喜欢动物和花草。我还记得,他小时候曾花数小时在草地上种花。他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感性的一面,从父亲身上则学到理性的一面。父母这两方面的性格,在他身上和谐融合为一体。
 
母亲生病期间,我要被调到雷根斯堡的工作已经在展开协商。母亲也获悉这个消息,并为我感到很开心。
 
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团指挥施雷姆斯博士多年来一直担任合唱团的领导工作,当时,他正承受着癌症潜伏期的病痛折磨。在七十岁大寿将届之际,他想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希望自己的继任者是一名神职人员,并且已是有天赋的音乐家和合唱团指挥登台演出经验。不知何时,他在慕尼黑音乐学院的前钢琴老师胡普施(Fritz  Hubsch)教授,向他推荐了乔治·拉辛格。拉辛格当特劳斯坦合唱团的指挥,在当地已是家喻户晓。经过1963年初的首次接触后,施雷姆斯提名拉辛格为他最喜爱的继任候选人。在他1963年11月15日逝世后,当地马上与乔治·拉辛格开始接洽。
 
如果母亲还活着的话,我不会选择去雷根斯堡,因为我不想再让她承受搬家的颠簸。不过,在特劳斯坦田园般的生活还是结束了。我当时住在一栋堂区分配的漂亮房子里——所谓的“讲道者之家”,父母曾在这里过着惬意的生活在屋前的小花园里,母亲种植了蔬菜花草,这一身是她的乐趣所在。然而,在她去世以后,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不再那么值得留恋。因此,我离开特劳斯坦,来到雷根斯堡,由此揭开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页。姊姊和弟弟经常来雷根斯堡探望我,他们过来的时候会在合唱团留宿(即留宿在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团的中学里,合唱团内部称呼它“小村落”)。新环境的四周景色优美,然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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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根斯堡的最初几年,我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当时,我的前任指挥的两个侄子也在合唱团里,相当活跃。施姆斯(Hans  Schrems)长久以来已经接替了叔父的工作,特别是在老团长最后病重期间,他还兼任了混声合唱团的指挥。另一位名叫弗里兹·施雷姆斯(Fritzschrems),主要负责合唱团的财务。他们两位对我的态度让我感觉到,我在这儿并不受欢迎,是个多余的人。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汉斯·施雷姆斯不幸出了意外,1969年11月7日,有人在雷根斯堡的多瑙河桥下发现了他的尸体。这本是一件悲伤的事,不过对我这意味着合唱团中那种打压与倾轧的气氛终于结束——这几年间,我时常感到自己在人性和艺术上受到了压抑,但又缺乏精力去与之对抗。从此刻起,我才真正成为合唱团的“家长”,开始名副其实地领导雷根斯堡合唱团的各项工作。
 
不仅从艺术上,而且从人性上,这个蜚声国际的国图形合唱团的一切都恢复“正常”。很快,“头儿”——这是大家对乔治,拉辛格的称谓,就赢得了这群合唱团男孩们的心。他凭藉着惊人的记忆力,迅速记住每个男孩的名字和经历。新来的男孩们尤其大吃一惊,他怎么会对自己的事情这般如数家珍。因为合唱团里的修女们为他准备了足够的椒盐卷饼、糖果和蛋糕,所以,每天下午四点钟,他都会邀请合唱团的孩子们来一场“丰盛的下午茶餐宴”。这成为每天必上演的活动,许多人在离开合唱团很长时间之后依然会前来参加聚会。
 
在生活上,他对这些男孩们十分亲切,但在合唱练习中,他却对他日高标准的严格要求。乔治·拉辛格极端厌恶不守时的坏习惯,并且要求孩子们时刻发挥最高演唱水准。正因如此,他才能让一个主教座堂的男生合唱团在后来名扬四海。他们不仅搭乘合唱团老旧的旅游车“小村落轰炸机”在欧洲巡回演出,而且还两次前往美国(1983年和1987年)、两次奔赴日本(1988年和1991年)巡回演出。不过,代表合唱团颠峰时刻的却是另一场演出:1965年10月,合唱团在罗马为参与大公会议的主教和教宗保禄六世登台献唱。他的弟弟若瑟促成了这次大规模的演出。
 
在罗马的演出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经历,这意味着我的指挥能力到达了专业生涯的颠峰。当时,我来到雷根斯堡还不到两年,前任指挥的侄子们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小团体势力依然存在,不过,我已经是合唱团的团长。在道明会天使学院的大礼堂里,我们为参与大公会议的神长们献上了第一场音乐会。其后,我们还在圣伯多禄大殿的一场大公会议弥撒中作圣乐礼仪服务。整个伯多禄大殿里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两千多位主教,此外还有大公会议的观察家们。弥撒结束时,大公会议秘书费利齐(Pericle  Felici)枢机由衷赞赏:“精彩绝伦!不过,现在你们必须退场了。”此外,我们还在罗马的德国国家教堂——玛利亚圣灵堂中,为一场美妙的弥撒作圣乐礼仪服务,那同样也是一场隆重的庆典。最后,我们还在教宗保禄六世为巴伐利亚天主教研究院和我们合唱团举办的接见会中演出。这是一场为我们两个团体举办的特别接见,对于合唱团的男孩们来说,能够为教宗献唱,是一个光荣的经验,对我来说亦是如此。
 
之后,我们还为天主教科学院专门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这一次,演出地点设在拉斐尔设计的一座大厅——在法尔内吉纳山庄中,这是一座漂亮的意大利式宫殿。一切就如梦幻一般。对于能够来到罗马亲身体验大公会议的气氛,合唱团的男生们兴奋不已。我们乘坐火车前往,落脚于科尔平之家,愉悦的旅途也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我至今仍对回程路上发生的一件事记忆犹新。恍如昨日,所有的细节都历历在目。我朝孩子们走去,这时候听到,哈勒先生也在火车上。赫尔穆特·哈勒(Helmut  Haller,生于1939年)是当时德国国家足球队的著名球员。许多人奔向他,向他索取亲笔签名。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在罗马发生的一切才是最有意义的。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民众沉醉于我们的歌声之中。这平添了我们的勇气和自信——我们的合唱团的确有资格到外地登台,继而开展全球巡演。
 
当然了,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随之而来的礼仪改革,在归初落实之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变革。我得承认,我天生有点儿墨守成规,不大乐意轻易放弃已有的习惯。坦白说要学全新的东西并付诸实践,对我来说并非一樁易事。我们当时的主教格拉伯(Rudolf  Graber,1903-92年),以及他带领下的整个主教座堂咨议会,对此抱以充分的理解。我们还是继续尚沿用旧的礼仪。我的前任更是唤醒民众保护雷根斯堡沿袭至今的传统意识,因而,继承传统,按照以前的演唱习惯表演,被民众视为是一种义务——虽然演温暖形式这么多年来并非一成不变。
 
宝贵的遗产,被前人视为重要美好的东西,本来就不应该被弃之如敝屣。因而,我们继承传统的做法,不仅得到了允许,还被视为义务。改革后的新元素,是循序渐进的被引入。因而,改革没有引发剧变的痛苦,而是经过多年来一种渐进的、有机的发展过程,它使当时已经有些僵化的礼仪,重新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弟着在波恩和明斯特执教期间,我常常去探望他和姊姊,并一起度假。我还藉机去旁听波恩大学、明斯特大学以及后来的杜宾根大学的课程。我从大学的课程总表里挑出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比如音乐或神学的课程。我很喜欢波恩,这座美丽的小城给我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在弗莱辛认识的信理神学教授若翰·奥尔此时也来到了波恩。他来自雷根斯堡,个性淳朴,在课余时间总是讲一品浓厚的巴伐利亚方言。我们一直相处得十分愉快。
 
在外执教期间,弟弟十分想念巴伐利亚的家乡。波恩大学内来自巴伐利亚的教授——除了奥尔教授外,还有一位和我同年的中世纪学者霍德尔(Ludwig  Hodl,生于1924年),让他在波恩不再觉得那么孤单。在明斯特,他也很快适应了工作和生活。那也是一座漂亮的城市,整洁明净,很难挑出缺点。不过,弟弟对巴伐利亚的思念依旧。我们的姊姊也盼望能够早日回故乡,也许这些因素深刻地影响着弟弟。在我们巴伐利亚人身上,对故土的眷恋之情要比北德人强烈得多。
 
因此,1966年杜宾根大学希望他前来执掌那儿空缺的信里神学教席的邀请,对他来说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一位杜宾根的神学家——汉斯昆(Hans  Kung),对于促成拉辛格前来杜宾根大学执教,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两人结识于梵二大公会议。直到后来,两人才在思想上分道扬镳。
 
拉辛格给他在明斯特的学生们留下美好的回忆。2005年4月《莱茵通讯》采访他们中的几位,大家的印象基本上一致。他日眼中的拉辛格谦虚可爱,不仅思维严谨,而且散发着人性的温暖。莱农(Fritz Leinung)神父当时负责帮助学生们准备毕业考试,他回忆说:“他是所有考官中最和善的一位。当其他的教授们意识到考生在某个领域 掌握得很好时,往往会很快地更换考题。然而,拉辛格却喜欢驻留在他所发现的每一片知识绿洲之上。”
 
当时,若瑟·拉辛格居住在阿尔湖畔一栋小房子里。他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前去上课,这是学生们在一次拍卖中为他购买的。因为他没有驾照,学生们常常在下课后开车送他回家。有时候,他会邀请学生们到家中聚餐。在他所信任的圈子里,他也逐渐变得活跃起来,有时候还会讲些瓦伦汀(Karl  Valentin)的轶事和笑话。
 
当杜宾根大学生向他发出邀请后,他跟我说,这儿离巴伐利亚要近得多。当时乘火车去明斯特的旅途非常辛苦,路上耗费的时间很长。
 
虽然大公会议后教会启动的改革更为适应时代,然而,也被许多工作人误解。若瑟·拉辛格是教会宪章《万民之光》(Lumen  Gentium)起草人之一,对于教会的全新定义做了很大贡献:自此,教会被定义为新以色列和“天主子民”,它以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以圣体,及天主的圣言作为存在的基础,因此,教会自身也成为基督的身体。伴随“天主子民”这一新定义而来的,则是令许多人深感不安和怀疑的新事物,例如:平信徒在教会中地位的提升、主教职位独立性的受限、主教集体权力与教宗最高权力的对抗、地区教会相对于罗马地位上的提升,以及教会定义对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开放等等。
 
大公会议结束以后,信友们兴奋地接受“天主子民”的新定义,然而,却不是以拉辛格及大公会议主教们所料想的方式。突然之间,从中延伸出来的“我们是子民!”的呼声此起彼落,“基层教会”的想法腾空而出,它反对教会的神职人员,主张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神学和圣经中的子民概念原本是一个自然等级、一个大家庭的概念,但现在突然被以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重新解读,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人民”总是应当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然而,基督信仰的核心是来自天主的启示——不需要任何的同意。教会是来自天主的召唤。
 
若瑟·拉辛格写道:“天主子民概念的危机反映出教会的危机,实际上是‘天主的危机’。起点已偏离了最核心的内容,其他的则是对权力的争执。争权夺利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发生得已经够多了,我们在教会中不需要这样。”为了让信仰完好无损地迈入现代社会,罗马方面开始全力以赴进行改革。然而,许多人没有把“改革”理解为教会的革新,而是理解为对教会的淡化。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是汉斯昆,当初正是他促成拉辛格来杜宾根执教,因为,他觉得拉辛格是一位改革者。
 
于是,在施瓦本的这座大学城里,两位教授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思想摩擦。再也找不出比他们的风格更为迥异的两个人了:汉斯昆驾驶着阿尔法罗密欧跑车上下班,若瑟·拉辛格则骑着他生锈的自行车来为学生上课;脾气火爆的汉斯昆声势夺人,一跃成为进步派的领导人物,拉辛格则静情情地做沉默对抗。那些认为他在杜宾根一跃转为保守派的看法,实际是对他彻底的误解。他只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并且绝不随着时代精神的风向而轻易改变自己的旗帜。
 
两人的矛盾以六八学生运动鞋为背景。学生们要求驱逐教士长袍中堆积的“千年陈腐”。他们控诉父母一代要负起纳粹的恐怖统治和屠杀犹太人的责任,指责他们的自我脱罪和市侩庸俗习气。梦想着自由的爱与独立自主,期待着新的音乐与新的价值观。当时的西方世界正在同共产主义划清界限,而革命的一代则对马克思青睐有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的救赎理论,天主被排斥在外,被人类的政治行动所取代,不是基督带来救赎,而救赎只有藉世界革命才能实现!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从根本上就势如水火,也就显而易见了。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进步派”神学家想练这种劈叉。他们没有注意到,在这样操练时,他们早已不知不觉脱离了信仰的坚实基础。
 
在杜宾根,若瑟·拉辛格一直与他的学生们相处融洽,他的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然而,渐渐的,神学学生的圈子里也开始流传一些传单,在传单上,“诅咒耶稣”的标语下,十字架被称为“美化痛苦的施虐受虐表达”。这一刻,拉辛格无法继续保持缄默。如果在此时依然退守宁静的课堂,对他来说不啻于背叛信仰。起初他还认为“反抗财富实用主义”可接受,然而现在,在这暴力和心理施压横行的时刻,他的宽容也走到了尽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些年里我学会了,当讨论演变为谎言时,就该出手制止;为了维护自由,我必须反抗。”他与新教神学家一道建立一个行动上联盟,以阻止神学系被倾向马克思主义者搞得乌烟瘴气。
 
他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驳斥。在一系列授课中,他不断赞美“信仰之美”。后来,他的讲稿结集出版,书名定为《基督宗教导论》。这本书在十七个国家中成为畅销书。那独一无二的清晰思路和优美高雅言词,不久就为他赢得了“神学界的莫札特”的美誉。阅读过这本书后,克拉科夫(Krakau)的总主教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认为自己和拉辛格在思想上很有共呜。这本书的意大利版本问世后,教宗保禄六世也阅读过它,并对他的观点表示出强烈的兴趣。1969年,按照教宗本人的意愿,拉辛格被纳入了宗座神学家委员会。
 
在杜宾根,弟弟的思想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不过他在这一时期将神学研究中的某些模糊之处加以澄清,并予以系统化。也就是说,他把以前做过的和教过的内容,重新归纳吞整理得更清楚、更完善。
 
不过,在这一时期,受到他的影响,周遭的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68年的学生运动如同一场流行性感冒,很快传遍了德国和全世界。六八的氛围更是受政治的带动和影响,很多人将一切事物政治化,其中也包括神学。令人吃惊的是,许多神学家对此竟毫无抵抗力——其中,路德宗里的神学家要比天主教里的多得多。他们自己常常都没有搞清楚,到底此时是受哪种思潮的蛊惑。他们觉得已经对情况了若指掌,却没有发现自己正在成为当前动乱的牺牲品。这场混乱不久后就平息了。甚至在合唱团里,我也感受到这种变化。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在这一年间突然变得难以相处,而一年之后,他们又恢复了之前听话的状态,变得容易沟通。当年确实有一股荒谬的精神浪潮朝我们扑来。
 
弟弟确实深受其苦。当时,他的著作《基督宗教导论》刚刚结集出版,他让学生们阅读这本书。很多人因此迷途知返。如果他们正确理解书中的内容,并且将它内化于生活中,他们就会从那些非理性的幻想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到理实世界,回归信仰的怀抱。
 
事实上,弟弟在杜宾根的生活颇为惬意。他住在一栋漂亮的房子里,附近有一支不怕生的猫常常来找他。这支猫是他的邻居一位女贵族养的,每当她出现在附近,它就摆出一副跟弟弟丝毫不相识的模样。而实际上它每天都会潜进弟弟家里找食物。有时候,它还陪伴着弟弟去上课或弥撒。那是一支非常聪明的黑色小猫咪。有一次弟弟走在路上,居然有人向他请教,怎么才能把猫驯服得这么听话,怎样才能让它肯陪着主人四处散步。问话的人自己也养了一只小猫,虽然它很喜欢主人,却从来不肯跟他外出。
 
杜宾根的生活确实有美好的一面。然而不久后,雷根斯堡决定成立一所大学,若瑟决定回归巴伐利亚。他最初的是筹备神学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并推荐了波恩的奥尔教授前来执掌信理神学教席。后来系里又为信理神学设置了另一个教席,于是他答应回到雷根斯堡执教。对于一家人又能重聚一堂,我十分开心。
 
从学术发展上看,拉辛格的这一选择实际上算是屈身低就。当时的杜宾根拥有全德国最著名的神学系,而雷根斯堡的神学系还是一片处女地。拉辛格在杜宾根的某些同事不禁幸灾乐祸,然而,他本人却不为所动。他只想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投入神学研究,对于跟“进步派”同事展开唇枪舌战,他已经不胜其烦。
 
1969年11月,弟弟搬到了雷根斯堡。他租了一辆汽车搬运大部分的家当,他的那位来自黑森林啤酒泉(Bierbronnen)和秘书则驱车将姊姊和弟弟送往雷根斯堡。当然,车上装满行李。那是一辆老旧的汽车,因为行李装得太多,已经超出了负荷。当这辆旧车快抵达雷根斯堡市郊时,他们被一位警察拦了下来。警察要求司机出示驾照以及汽车执照。当他看到这辆车来自哪里时,不禁会心一笑。“您是从啤酒泉来的,那好,请您继续上路吧!”这位驾驶居然来自啤酒泉这样一个美丽名字的地方,这给那位警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弟弟来说,回到雷根斯堡就如同回到了家里一样。神学系里也是一派和谐的气氛,他从一开始就跟同事相处得很融洽。起先,他租了一个房子暂住。后来,有位主教座堂的修士帮他在潘特灵(Pentling)找到了一块地。潘特灵位于大学附近,有好几位大学教授都住在那儿。弟弟希望在那块地上盖一间房子,作为我们家生活的新中心。弟弟对此十分兴奋。每天早上前去教堂弥撒时,他都特意绕过去看看。在回家的路上也忍不住想像,明年冬天,这儿已经矗立着他的房子,屋子里暖暖的,因为在那时,外面已冰天雪地。
 
事情发展也很顺利。弟弟雇用了一位技艺高超的建筑师——沙恩宁厄尔(Hans  Scheininger)。此前,他在马勒斯多夫建了很多住宅。他给我们提了很多建议,有了沙恩宁厄尔先生的帮助,无需弟弟费时费力,整个房子就按照他的口味和需要盖好了。不过在房子落成启用后,弟弟在每周日依然先来我这儿,和我在合唱团里一块儿吃午饭,之后我们再结伴回到潘特灵,和姊姊一起喝咖啡,一起度过温馨夜晚。在这里,我们可以彼此交流近况并放松身心。晚上告别时,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下周日的见面。这所房子也就此成为我的家园,我知道,我在那儿永远是受欢迎的。
 
平日我们都工作缠身,我忙着处理合唱团的诸多事务,弟弟除了教学外还经常外出做报告,姊姊则要打理家务。不过,弟弟总是设法把周未腾出来跟我们一起度过。同时,他也努力与合唱团保持紧密联系。圣诞节,我们会在下午作晚祷,然后让男生们上床休息一会儿。共进晚餐后,我们开始分发礼物,弟弟也会到场。合唱团的餐厅前面是一个小礼堂,我们在那儿庆祝圣诞节。大家一起唱歌,听福音书里的圣诞故事,我简短致词后,大家再一起唱几首圣诞歌曲。然后,男孩们可以回到餐厅,在那里,他们会收到圣诞礼物。我们准备的礼物约价值二三十块马克的,收到礼物的男孩在拆开后总是会惊喜地尖叫起来。跟以前在我们家里一样,男孩们也会分到一杯五味酒。整个合唱团笼罩着一片喜气祥和的气氛,随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参加圣诞子夜弥撒。
 
因为合唱团的修女人手不足,后来她们不再负责做饭,于是,我们聘请了一位厨师。初来乍到的他并不知道,我们分给合唱团男孩们的五味酒里,实际上只是象征性地滴了几滴。而他竟然准备了一份正常分量的五味酒。结果,男孩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他们无法如常地唱出优美的歌曲,而只会兴奋地大声吼叫。幸好厨师下一次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当时的我们真的相信,雷根斯堡将是弟弟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于是,我们姊弟商量了一下,决定把父母的墓地也迁来雷根斯堡。他们在特劳斯坦太孤单了!1974年,我们将父亲的骨灰以及墓碑迁移到齐格斯多夫墓园。然而,事情的发展再度让我们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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