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宗弟弟 第九章 教宗
2019-07-26 18:50:40   来源:网络   评论:0 点击:

第九章 教宗和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一样,我也聚精会神地关注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最后的人生旅途。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伟大的生命正慢慢消逝。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难以从最后的这场重病中康复,也因此,民众格外钦...
第九章 教宗
\ 
和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一样,我也聚精会神地关注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最后的人生旅途。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伟大的生命正慢慢消逝。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难以从最后的这场重病中康复,也因此,民众格外钦佩他如此耐心而镇静地忍受病魔的折磨。他甚至鼓励前来罗马的民众不要灰心丧气,并在自身无助和绝望的情况下,依然散发即将回归天主身边的愉悦和信心。这就是这位伟大人物满怀尊严的结束在世世代代生活的方式,他将继续在“天上”发挥自己的能力。
令我惊奇的是,许多年轻人也自动自发前往罗马,以实际行动表达对这位伟大教宗的支持。之前我们总是听到,年轻人不愿意再同教会扯上关系。然而,此情此景,无疑是对这一论调的最好驳斥,让人终生难忘。的确许多年轻人在不知不觉中为教会所吸引,一旦他们觉察到,日常生活中的经历无法解答他们的疑问,无法赋予他们生活的意义,人类的确需要超验性的事物,需要信仰。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大家总是问我,弟弟是否将成为教宗。这其中也不乏许多记者提问。我的回答只有一个:“不会的,他肯定不会当上教宗的。”枢机团不会选择一个他这般年纪的人当教宗——他当时已年届78岁了。若望廿三世的情况与此不同。他的前任庇护二十世在位的最后五年里一直没有召开御前大会,没有擢升新的枢机,这导致当时的枢机团年龄老化相当严重,因而不得不选择一位年迈的教宗——若望廿三世当选时已经76岁(马上就要77岁)了,然而依然比2005年枢机团召开秘密会议时的弟弟小一岁。2005年的枢机团是前所未有的壮大,在此之前任何一届秘密会议召开时都没有如此众多的枢机,各个年龄层都涌现出大量的天才人物,因此枢机们没有必要选择一位年迈的候选人。当时的我十分肯定,下一任的教宗年纪不会太大。
我甚至亲眼观看了“我们有教宗了!”的电视实况转播。当时有一位女记者打电话告诉我,她听说,在罗马升起了白烟,并询问我是否知道更多的情况。“不”,我据实回答道,“我也不知道”,随后打开了电视机。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是从电视里获知这个消息。
那是2005年4月19日,枢机团秘密会议的第二天。当新任教宗接受选举结果,选票于下午五点四十分被烧掉后,西斯汀教堂的烟囱里本该冒出白烟。
然而冒出的烟最开始时是灰色的,在点火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当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四千多家媒体还在对讯号烟的颜色做种种揣测的时候,六点六分,圣伯多禄大教堂的钟声响起。于是每个人都知道,新教宗被选举出来了。成千上万的人群湧向圣伯多禄广场。
六点四十分,智利的枢机埃斯特维兹(Jorge Medina Estevez)穿过圣伯多禄大教堂廊柱的厚重红色幕簾,走了出来。他先以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向群众致意,然后用拉丁文说道:“我要向你们报告一个大喜讯,我们有教宗了!”人群中爆出一片欢呼,接着,他才继续宣布当选人的名定:“他是最尊贵且最可敬的若瑟大人。”念到这里他稍微停顿了一下,顿时可感到空气中的紧张气氛。
当他公布了“若瑟”的名字之后,我的心已绷得紧紧的。我知道,现在的情况万分紧急。我很紧张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随后,宣报者继续宣读:“至圣罗马教会的拉辛格枢机。”
宣布的名字居然真的是拉辛格!坦白地说,在那一刻,我有点难过。我不自主地想到,这对他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一个艰巨的任务,并且开始为他的末来担心不已。我没有看到这一职位的尊荣与美好,而听看到它向弟弟提出的挑战以及给他带来的沉重压力。同时我也很悲伤,他以后显然不再会有时间陪伴我了。因而,这一个夜晚,我是怀着压抑的心情上床休息的。整个晚上直至第二天的下午,我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然而这对我已经无所谓了。我没有接电话。“我才不想理会呢。”我当时想。
我也没给弟弟打电话。我想反正也找不到他,他现在身边一定围满了人,大家都想接近他。他在第二天清早打电话给我,更确切地说是:他当时想打电话给我,不过因为我这儿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让我倍感烦躁,而没接。“响就响吧,反正没有我你也会响个不停的。”我喃喃自语。而那其中就有弟弟的来电!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管家海恩德女士走过去接起了电话,因此,弟弟在电话里听到的先是她的声音而不是我的。
当海恩德女士意识到这位执意拨打电话的人不是别人,而是教宗时,她十分惊讶。如果我没有记错,她当时没有立即让我过去接电话——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无论如何,我们谈到话时,已经过了好一会儿。幸运的是,现在我的卧室里安装了另外一支电话。一位熟识者听说我每天都尽可能接无数电话,可能没办法及时接听弟弟来电的情况后,帮我想出了这个办法。第二支电话号码只有弟弟知道。当这个电话响起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的教宗弟弟打来的。然而当时,我还没有这支电话。
在电话中,他已经镇定自如了。但他告诉我,在选举结果公布的那一瞬间,他宛如晴天霹雳。他从未料想到自己会当选。投票结果来得太过出其不意,显然是圣神在其中运作。他很快就顺从了圣神的安排,因为他从中意识到,这是天主的意愿。
如今,若瑟·拉辛格枢机当选为圣伯多禄的第265位继承人。耶稣曾对罗马宗徒们的殉道所做的预言,放在他身上似乎也恰如其分:“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给你束上腰,带你前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若廿一18)
因为再一次的,那一位引领着他来到了一个他原本不愿意去的地方,就如他人生中一直发生过的那样。当本笃十六世于2005年4月20日清晨首次以教宗身分举行弥撒时,他还深切地对他的前任表示缅怀。在枢机们选举他为教宗后,他解释说,当时的自己突然感觉到:“我彷彿看到了他含笑的双眸,听到他的声音正在对我说,‘不要害怕’。”一只强大的手牵着他的手,带领着他前去完成若望保禄二世未尽的事:促使教会根据基督的教导和榜样,“满怀喜悦回顾过往,毫无畏惧朝向未来”。
五天后,在首次接见因他的当选而前来罗马的德国朝圣团时,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态度更为明确,他选用一个寓意深长的比喻来予以说明:“当选举结果慢慢呈现出倾向于我的趋势,就像所谓的铡刀要降落到我的头上时,我开始头晕目眩。我原本以为我已经完成毕生的工作,如今可以期待过一段平静的日子了。我对此深信不疑,并向天主祈祷:不要选择我。祢有更年轻、更合适的人选,他们有十足的干劲和充沛的精力来承担这个重要的任务。”
此时,一封来自枢机团里某位枢机弟兄的短笺,深深触动了我。他提醒我说,在我为若望保禄二世主持追思弥撒时,我在讲道中曾引用福音书中的一段:主在加里肋亚海边曾对伯多禄说:‘跟随我!’,并以此出发描述卡罗尔·沃伊蒂瓦如何一再服从天主的召叫,如何摒弃自己的愿望并回答:‘我跟随祢,即便祢要把我引向我本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位枢机弟兄接着写道:如果现在天主跟你说,‘跟随我’,那么你要记得,你在讲道中是怎么说的。不要拒绝!顺从祂,如你口中那位已经辞世的伟大教宗所做的那样。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我的心。天主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被创造也不是为了过得舒适惬意,而是为了至高、至善。”
不久后,雷根斯堡的穆勒主教(Gerhard  Ludwig  Muller)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同他一道去参加弟弟的就职典礼。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因此,我有幸作为雷根斯堡代表团的一员,同主教一同前往机场,飞往罗马。
在罗马,我住在弟弟先前的枢机住所里,因为他要同其他枢机一道下榻于梵蒂冈的招待所“圣玛尔大之家”。这也是出于安全考量——他必须受到严密保护。弟弟的枢机住所正对着宗座大楼,不过它不属于梵蒂冈国。它坐落于良教宗城广场。第二天清晨我去接他,并和他一起回到住所。房子前面早已是人山人海,他刚一现身,人群中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简短地向群众致意,随后我们便进屋了。
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他还是老样子,还是能从他身上受到圣神在运作,感受到许多人希望从他身上看到的神恩?
他当然还是老样子,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圣神发生作用只限于他尽教宗职务的时候,他的为人处事并未因此产生变化。他从不强迫自己去改变什么,也从不尝试伪装。他始终保持着本色,不需要像有些
\ 
人那样刻意扮演某个角色或戴上面具。彼得·泽瓦尔称弟弟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神恩教宗”,对此我必须强调,他肯定不是有意这样展现的。也许这真的是圣神在工作,让他在公开露面时身上散发出神恩的光彩。他一直和从前一样,和善、友好而又谦逊,毫不做作,真挚热心。他向来都是如此!
他有跟您透露过为什么会选择本笃作为教宗名号吗?这是为了纪念伟大的本笃会建立者以及西方修会的创始人努西亚的圣本笃(480-547年),还是为了向才智教宗本笃十四世(1740-58年)或和平教宗本笃十五世(1914-22年)致敬?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不过有一次聊天时我们曾谈到教宗名号,当时他说,本笃真是一个美丽的名字。我们谈论这个话题时只是随意聊聊而已,并未涉及他本人。那时候的他就觉得,本笃无论听起来,还是从意义层面上看来,都是一个美好的名字,很适合做教宗的名号。本笃的原意是受到祝福的人(从拉丁语的benedicere而来,意思为祝福),同时也意味着能给别人带来祝福。弟弟当然很崇敬圣本笃。至于后面的两位本笃,他当然知道他们都是伟大的教宗,不过从未跟我谈起他们。我猜测,他的教宗名号极有可能是在向努西亚的圣本笃致敬,不过除此之外还有美学和语源学层面上的原因。
若瑟·拉辛格当选为教宗之后,梵蒂冈为他的兄长在宗座大楼的执行所准备了一间独立房间。到了夏季,乔治则和弟弟一起住在教宗位于冈岡道尔夫堡的夏季行宫里。
2005年夏我第二次去探望弟弟时,着实给他带来了一场虚惊。那是8月3日的下午,我正在听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突然间,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我昏了过去,不过不久后便又恢复了意识。吃晚饭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这让弟弟以及同我们共进晚餐的人担心不已。弟弟请求他的私人医生布佐内蒂(Renato Buzzonetti)博士为我做身体检查。诊断后,医生立刻把我送去了罗马的格美利医院,为我植入了心律调节器。当我躺在病床上休息时,有人突然告诉我:“教宗来探望您了!”这个消息彷彿在医院的员工中间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不论是护士还是医生全都兴奋不已。不少人甚至在说,现在他们自己也需要接受一个心脏手术了!
弟弟乘坐直升机从岡道尔夫堡来到罗马,罗马的行政机构更喜欢他以这种方式出行——如果他乘车的话,罗马的交通会因为要给教宗采取取安全保护措施而受到极大的干扰。对于弟弟能够过来探望我,我十分高兴,不过,身为教宗的他当然不可能只身前来。陪同他一道的还有教宗寓所总管哈威总主教,以及弟弟的秘书甘斯魏(Georg Ganswein)。他们一行人的到来,让这场医院探病变成了一个盛大的事件。不过,在电视台联讯蜂拥而至之前,我们还是有机会单独相处了近一刻钟的时间。
2005年10月22日,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团前往罗马演出。合唱团团员对于能够在西斯汀教堂里举办音乐会感到兴高采烈,的确再难找到比这更为卓越、更为鼓舞人心的演出地点了。此外,西斯汀教堂的音效也很出色。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激动的气氛,每个人都尽力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准。这场来自家乡的访问,也让我的教宗弟弟喜出望外。
\ 
一年后,2006年9月,教宗本笃十六世回到了他的故乡巴伐利亚。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返回家乡。通常乔治·拉辛格都不会陪伴教宗出访,不过这一次,他坚持要陪伴着弟弟前往他们童年时代最为重要的圣地。
弟弟来访阿尔多廷时,我立刻从雷根斯堡出发赶了过去。我在那里的嘉布遣会修道院留宿。在教宗举行弥撒之前,我遇到了弗兰兹·穆斯纳(Franz Mubener,生于1916年)教授,他曾在雷根斯堡讲授新约释经学,如今则是主教座堂的神父回到了家乡帕绍生活。当时他刚刚庆祝完九十岁大寿。当他看到我时,告诉我,仅有我们两个是允许拿拐杖的人。出于安全原因,其他的访客均被禁止拿拐杖。随后举行的弥撒盛大庄严,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到。吃午饭时,我终于又跟弟弟坐在一起。我们吃的是烤猪肉配面包。之后我们没有去午休,而是一起在修道院内的大花园里散步,边走边聊。弟弟十分高兴能够再次回归故里。
当时,弟弟把他的主教权戒奉献给阿尔多廷的圣母,这是姊姊玛利亚和我送给他的晋牧礼物。这些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枚戒指,直到弟弟的女秘书——申斯塔特团体(Schonstatt)的比尔吉特修女建议把它奉献给阿尔多廷的圣母玛利亚。她向我征询意见。“我当然十分乐意,”我回答说,“如果我过世了,这戒指就会被遗忘在某个角落,但若在那里,它将觅得一个安全的归宿。处在圣母的庇佑之下,得到最好的保护。”我为这项提议感到高兴,并从内心赞同这么做。于是我把权戒带到了阿尔多廷,弟弟将它献给恩慈小教堂。
从阿尔多廷出发,我们先去了马克特尔,参观了他当年领洗的圣奥斯瓦尔德教堂。我们站在教堂的圣洗池前静静地祈祷。七十九年前,他在这儿领洗进入了神圣教会的大家庭。参观完毕后,我搭乘他的直升机飞回雷根斯堡,整个旅程中,我们一直面对面的坐着。
雷根斯堡的欢迎会气氛极其热烈。我们在那里的神学院过夜,我的房间就在弟弟下榻的房间旁边,因为我们想第二天一早一起主持清晨弥撒。随后,我们出发前往伊斯灵(Isling)场地参加盛大庄严的教宗弥撒。下午时分,他先是在大学的大礼堂里发表演说,随后主持了一场晚祷。然后,9月13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已经期盼这一天许久了。在订教宗访德行程时,弟弟特意请求工作人员为他腾出一天的私人时间。一整天他都陪在我的身边。这一天,只有早上十一点钟安排了一场唯一的公开活动——祝圣“老教堂”的管风琴。不过这项工作原本就一直让我牵肠挂肚,因而也可以算作我的私人愿望 。
我们从留宿的神学院出发,原本可以直接穿过黑熊大街抵达“老教堂”,不过他想在我的房子里先放下一些东西。于是我们先去了我的住所在的露岑街,再从那儿绕道前往教堂。有人之前告诉我们应该从教堂最近的一个门进去,不过“老教堂”的神父们已在北侧等候着我们,所以我们先去了北侧。在那里,我们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接待,随后准时去为管风琴祝圣。仪式结束后,我们返回我的住处。在回程的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当时的犹太团体领袖汉斯·罗森格尔德先生——很不幸他如此已经去世了。弟弟为他的热情好客表示感谢,他曾邀请教宗的全体随员共进午餐。
我们先坐在房子的阳台上喝了一杯开胃酒,随后去楼下吃午饭。和我们共进午餐的还有主教以及弟弟的秘书甘斯魏蒙席等一行人。我的管家海恩德女士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不过,差点无法送到我们这里。海恩德女士就住在我的房子对面的国王街上,她在家中为我们做好了饭菜,因为她觉得,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她只需要像平日常做的那样,很快把饭菜给我们端过来就可以了。然而在那一天,我们这条街被封锁了,警察拒绝给她放行。脾气一向很好的海恩德女士也不由勃然大怒。“锅里放的不是炸弹,而是给教宗准备的汤!如果您不给我放行,他就要挨饿了!”她据理力争。警察们陷入了一片尴尬,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她。不过他们没有把她推向一边,而是跟着她一同走进我的房子内,来到了厨房。在这里,他们看到她所言非虚——她在这里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最后,她为我们准备午餐:前菜是一道椒盐卷饼汤,主菜是洋葱煎牛肉配鸡蛋面疙瘩,甜点则是凤梨奶油布丁。所有的饭菜都十分美味可口。
午间小憩了一会儿之后,我们驱车赶往潘特灵,去齐格斯多夫墓地祭拜父母。主教和弟弟的秘书也陪在我们左右。在潘特灵已经聚集起了大批的信友,其中也有霍夫鲍尔夫妇,他们是很热心的人,一直尽心尽力地替我们照管房子。最后,我们待在自己的房子里共进晚餐。在返回神学院之前,弟弟还上床躺了一会儿,一天下来他很是疲惫,头也很疼。不过他很享受这一天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跟过去几乎一模一样。他很喜爱潘特灵的这栋小房子,在这里他才会找到回家的感
\ 
觉,要知道即便是世界上最华美的宫殿,也未必能够提供这样一栋家居小屋所拥有的一切。他这次回乡访问,首先当然是一趟牧灵之旅,不过这也意味着他在同自己的过去道别。
从此以后,他每周都会给我打好几通电话,而我从来不打给他。这主要是因为,通过电话找到我要简单得多——我几乎天天都待在家里,也没有那么满的行程。而他则相反,总是有一连串的邀约,或者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我根本不敢去打搅他。于是,他一腾出时间就会打电话给我,我则是等着他打过来。
我一年中会去探望他好几次。圣诞节的时候,我当然会去罗马,不过要等到12月28日,这时,正式的教会圣诞节日实际上已经过去了。我在罗马会一直待到1月10日,期间,我可以和弟弟一同庆祝主显节。这个节日在意大利比德国隆重多了,不同的是意大利人在这一天互赠分发礼物。第二次拜访他的时间则选在早春,四月和六月之间的某个时间。2009年,我在圣神降临节的时候前往罗马,适逢科隆市内管弦乐团在伯多禄大教堂那天弥撒中演奏海顿的《和谐弥撒曲》。当时,他们的指挥也邀请我前去欣赏。我当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大好机会。然后,我会在八月再到弟弟那里,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同他一起在岡道尔夫堡的夏季行宫中度过。最后,我还常常在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前去罗马,因为我在这一时间内常会接到盛的音乐演出的邀请。例如2007年的10月,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巴伐利亚广播电台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以及他们的首席指挥杨森斯在保禄六世接见大厅里表演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
在演出之前,我就已经跟杨森斯先生做过几次电话交谈,因为弟弟还希望他们演唱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帕莱斯特里纳(Giovanni Peerluigi da Palestrina,给1525-1594年)的作品《你是伯多禄弥撒曲》。杨森斯先生最初不愿意这么做,虽然他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家。至于其中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他想安排表演的是莫札特的《圣体颂》,不过,任何一个教堂合唱团都会演唱这首曲子,由广播电台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来演唱,未免有些大材小用。最后,杨森斯先生妥协了。那是一场美妙的演出。在他们当中有几位前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团的团员,能与他们再次相逢,我的心情不胜欢喜。
那您都如何称呼他呢?
当然是叫他若瑟了。其他的称呼未免也太奇怪了!
媒体对他的许多攻击,是否让他很痛苦?
他本身确实是一个敏感的人,不过他也知道这些攻击来自何方,是出于什么目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这样一来,他就能比较容易克服和摆脱这些非议。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很受欢迎。
能向我们透露他的最大愿望吗?
我无法一下子说出他的某个具体愿望。他希望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衽自己的使命。圣神在天上给予恩宠,而他则需要实行他身上所承担的部分。
在您的眼中,他的宗座时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工作重点总是取决于他所要应对的具体情势,至于主动规划工作重点,更多情况是他需要根据当前形势来决定应该做何种反应。不过,他很重视圣事礼仪,他希望教会的礼仪能隆重而完美地举行。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的教区音乐校长不久前也提到,如今要找到一座教堂的神父完全按照教会规定举行弥撒的,简直难如登天。许多神抱着认为,他们应该在这里添加点什么,在那里改变点什么。因此弟弟很希望能看到有规范而准确的圣事礼仪,它能触及人的内心深处,能让信众体验到天主的召唤。
您认为若望保禄二世的宗座时代跟本笃十六世的宗座时代是一胍相承的,还是您的弟弟安排了新的工作重点?
首先我必须纠正一点:一般而言,宗座时代的工作重点为是由教宗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对时代事件所作的反应在和回答。当然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事件有一定的延续性,这期间并没有大的跳跃或断层,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这几十年来一直持续出现的问题。
毫无疑问的是,若望保禄二世曾在许多方面受过弟弟的启发,他同弟弟保持着深入的交往,总是很重视弟弟的判断。从这一层面来讲,两个宗座时代的确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在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正常情况下教宗一天的行程是怎样的呢?
嗯,我不知道哪些是需要保密的,不过我想,我应该可以讲,早上七点钟,他会在私人小堂里举行弥撒,之后默想一会儿,接着会作每日祈祷,一直到八点钟。如果我去拜访他的话,我们会一起照上面这些步骤进行。随后我们就在这时道别,各自回各自的房间。
接下来他会去准备当天要处理的各项事务,比方说,他在当天要私下会见来访者的话,他会先弄清楚:他们是谁,来此有什么要求和愿望?这些他都需要事先做好准备的工作,而会见结束后,他也需要再做归纳总结。
周二的时候,他会为周三上午的公开接见做充分的准备。届时他需要向朝圣者和朝圣团体致意,因此他得提前练习一下这些外语问候话的发音——他当然不可能掌握每一种外语。他从录音带中听取正确的发音,然后模仿着读出来,以便接见群众时能让他日清楚地理解,避免犯下重大的错误。
在工作日,他会在下午一点十五分吃午餐,主日则提早至一点钟。之后,他会在教廷宗座大楼的屋顶花园中散步一会儿,因为有句俗话说:“吃过饭最好小憩一会儿,或走上一千步”。接下来是午休时间,不过他并不是把这一整段时间都用来休息,而是用来写信和写明信片,或者阅读各种文件。我的印象是,他会利用午休的一部分时间来处理工作。
夏天时,我们会在四点作每日祈祷。到了晚上七点,他会在梵蒂冈花园里,或在岡道尔夫堡的花园中散步。散步时,他会跟他的秘书甘斯魏蒙席一起诵念玫瑰经。到了冬天,由于天黑得早,他就把晚间的散步改到四点。到了六点则是例行接见。
上午多是私人接见,主要接待的是外地来的主教以及各国首长;到了下午,他则要举行例行接见,教廷的各个圣部部长会来向他汇报工作进展,提出建议并等待教宗做最终的决定。
七点关是晚餐时间。八点他会看电视新闻。到了八点半,他会再去屋顶花园上散散步,冬天的时候,散步地点则改在宗座大楼的步廊。接下来他作晚祷,也就是教会的夜祷,以此结束一天的工作。我在的时候,我们还会坐在客厅里聊一下。
您和他也一起看电视吗?教宗有什么特别喜爱的电视节目?
嗯,那些日子里,我记得在播报新闻之前,会先放一部电视剧《国一指挥官》。我们总是一起观看这部电视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狗。我们跟里面扮演狼犬国王主人的男主角布劳斯曼(Helmut  Brossmann)很熟稔。他也居住在雷根斯堡附近。他是卡斯特鲁特雀鸟合唱团兼奥古斯堡木偶戏剧团的经理。布劳斯曼还曾为我们的主教座堂合唱团组织过演出事宜。他来自苏台德地区,在几年前皈依了天主教。“老教堂”里的一位神父给他讲授教理,我则是他的坚振代父。他极其热爱动物,电视剧里扮演国王的两只狼犬就是他豢养的。除了狼犬之外,他还拥有一个巨大的动物饲养场,此外还是圣伯纳修道院圣伯纳犬饲养业的共同投资人。弟弟其实不怎么看电视,顶多看看电影录影,电影内容大多同梵蒂冈或即将举行的封圣、宣福仪式有关。
据说自从您的视力下降以后,他会在每日祈祷时为您朗读祷文,您则会为他弹奏歌曲……
是这样的。他会为我朗读每日祈祷的祷文,这包括在清晨弥撒之后的早祷以及下午的晚祷和晚间的夜祷。我已经无法独自一人进行每日祈祷了。晚上睡觉之前,他有时会请求我为他弹奏一曲。我坐在钢琴前,为他弹奏一首教会歌曲或民歌,比如《在美丽的山谷草地上》。有时我也会选择演奏催眠曲,如《月亮升起来了》或者《再见,晚安》,这都是些很简单的曲子。在将临节和圣诞节期间,我则会弹奏应景的圣诞歌曲。
他平常都很早就上床休息吗?
是的,晚饭后他通常就不再工作了,从前也是如此。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在白天工作,速度很快,效率也很高。但他完全不适合夜间工作。
对您来说,成为“教宗的兄长”代表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这并没有带来特别大的改变,要说改变也多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当然了,突然之间许多人开始对我产生兴趣,而在此之前,我在他们眼中是微不足道的。我会接到许多电话,也有电视媒体或其他传媒的电话。许多人会前来拜访我,我还接触到许多以前不可能接触到的人。最开始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困扰,不过幸好现今已经慢慢平静下来了。
除此之外,坦白说,弟弟和我的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是在祈祷中,我会向好天主倾诉一些跟从前完全不一样的关注。但我们私下的关系一如往昔。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我的教宗弟弟 第八章 枢机
下一篇:最后一页

分享到: 收藏